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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對中國和俄國文獻資料的比較研究

http://shenzhihuabk.blog.163.com/blog/static/1270388112009815623380/ 沈志华的博客 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對中國和俄國文獻資料的比較研究 2009-09-01 17:06:23 . 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與斯大林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6月25日朝鮮半島爆發了戰爭,10月25日中國政府宣布派出志願軍赴朝作戰。中國出兵朝鮮與中蘇結成同盟有什麽直接和內在的聯系?面對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的危急局勢,作為同盟國的中國和蘇聯所采取的對策有什麽不同?他們各自的出發點是什麽?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對中蘇關系產生了什麽影響?這些問題都是歷史研究者十分感興趣的。然而,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必須搞清楚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以及作為盟國的蘇聯在中國出兵的問題上究竟起了什麽作用。 90年代以前,由於中蘇雙方都很少公布有關的檔案和原始材料,歷史研究者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大多是從結果推論原因,從中國和蘇聯當時公開宣布和執行的政策來追尋他們制定這些政策的出發點和目標,或者根據官方的出版物來判斷歷史發展的進程。進入90年代之際,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是中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彭德懷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毛澤東軍事文集》和其他一些文獻,其中公布了大量有關中國出兵朝鮮問題的電報、信件、指示、報告等。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版了一批回憶錄、傳記和訪談錄。隨著這些重要文獻資料的發表,國內外陸續出現了一批利用中國新材料研究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問題的研究成果。 90年代初,俄國也發表了大量的回憶錄和采訪錄,其中包括在蘇聯政治避難的前北朝鮮高級領導人(如俞成哲、姜相浩、李相朝、林隱、鄭相晉等人),以及當年參與朝鮮戰爭的前蘇聯外交人員和軍事人員(如什特科夫、賈丕才、洛博夫、波爾特尼科夫、索濟諾夫等人)。與此同時,俄國檔案開始大量解密,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結束50周年前夕,俄國政府解密了一批關於1949~1953年朝鮮戰爭問題的檔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與金日成、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蘇聯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與他們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間的往來函電。這些總計1000多頁的新的原始檔案材料分別來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及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的軍事檔案館。1994年6月葉利欽總統把215件有關朝鮮朝鮮戰爭的前蘇聯檔案交給了來訪的韓國總統金泳三,不久韓國外交部東歐局的白宙鉉等人就根據這些文件編譯出韓文的《韓國戰爭文件摘要》,隨後便出現了這個摘要的中文本。此後不久,俄國有關部門又通過不同渠道分別將這些材料賣給了西方研究機構,於是出現了俄國檔案的英文本。俄國發表的當事人回憶錄和訪談錄,特別是俄國檔案文件的解密和傳播,引起了俄國、韓國、美國以及中國學者的極大關註,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又出現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不過,綜合利用中國和俄國文獻資料研究這一問題的論著還不多見,且由於中國和俄國檔案的公布尚不全面,有關各方當事人的回憶時有偏頗和疏漏,以至研究者對中國出兵的決策問題常有迷惑、舛誤和分歧。例如,毛澤東究竟是什麽時候下定決心派中國軍隊進入朝鮮作戰的?中國領導層內部對出兵朝鮮有哪些分歧?是斯大林逼迫中國出兵還是毛澤東迫使斯大林同意了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決定?中國是否在戰爭的危急關頭對派軍隊入朝作戰猶豫不決?周恩來赴莫斯科談判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國出兵還是說服斯大林同意中國出兵?斯大林是否違背了蘇聯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諾言?斯大林在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問題上的根本方針是什麽?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的結果是加強了中蘇聯盟還是削弱了中蘇關系? 本文擬在對比研究中俄兩方面檔案材料和有關回憶資料的基礎上,重點搞清楚中國在出兵朝鮮問題上的決策過程,特別是中蘇領導人考慮這個問題時的不同出發點,以及當時中蘇之間的同盟關系對中國決策的微妙作用和影響。 斯大林把責任推給毛澤東:關於中蘇對朝鮮沖突方針和策略的變化 從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到10月25日中國宣布出兵朝鮮,中國和蘇聯對朝鮮沖突所采取的方針和策略由於根本的出發點不同而呈現出一個方向相反的變化過程:隨著戰爭局勢對北朝鮮從喜到憂的轉換,蘇聯的方針和策略從開始積極參與軍事進攻到後來避免過多地卷入沖突,甚至一度決定放棄北朝鮮;而中國的方針和策略則是從開始避免參與朝鮮衝突到後來實行積極防禦戰略,直到最後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堅決出兵援助朝鮮。蘇聯政策的基點在於實現與美國進行軍事對抗的戰略,不失時機地擴大蘇聯在遠東的勢力範圍,但在蘇聯本身尚未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則力求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中國政策的基點在於保證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不惜與世界頭號強國兵戎相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朝鮮戰爭爆發時,莫斯科的態度非常積極。當時在朝鮮人民軍中有3000多名蘇聯軍事顧問,即差不多每45個朝鮮官兵就有一名蘇聯顧問。這些軍事顧問負責訓練軍隊並協同指揮作戰,就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也是在蘇聯顧問的參與和決定下制定的。蘇聯政府還在戰爭初期為朝鮮人民軍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俄國檔案透露,1950年7月1日和6日斯大林兩次要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轉告金日成,蘇聯將“完全滿足朝鮮關於運送彈藥和其他軍事裝備的要求”,並“將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軍事裝備”。據統計,1950年蘇聯援助朝鮮的軍事物資達8億7千萬盧布。斯大林本人對朝鮮戰局的進展十分關心,他希望蘇聯支持的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當朝鮮人民軍攻占漢城後進行休整時,斯大林擔心朝鮮同志因害怕“美國飛機對北朝鮮領土的攻擊”而停止前進,即指示金日成“絕對必須繼續進攻,盡快解放南朝鮮而不給(美國)入侵造成機會”,同時建議朝鮮政府“發表公開聲明譴責美國的攻擊和軍事入侵”。 然而,盡管斯大林一心要北朝鮮迅速取得戰爭的勝利,但他決不願意公開表示蘇聯對北朝鮮的軍事支持。當北朝鮮軍隊向三八線以南進軍時,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鮮人民軍前線指揮部中的蘇聯顧問。赫魯曉夫詢問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一事件。這是金日成的事。”為此,斯大林還特別指示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考慮到瓦西里耶夫首席軍事顧問的地位,我們認為他留在平壤是十分有益的。”當朝鮮人民軍的進攻由於美國空軍的干預而受阻,一些軍官開始對能否取得最後勝利產生懷疑時,金日成於7月8日親筆給斯大林寫信,請求莫斯科“允許將25~35名蘇聯軍事顧問派往人民軍前線參謀部和第二軍團參謀部”。在此之前,什特科夫曾答應金日成勸說莫斯科接受這一請求。為此,斯大林在回電中嚴厲指責什特科夫未經請求“就允諾給朝鮮人派顧問”是“錯誤的”,“你應該明白,你是蘇聯的代表,而不是朝鮮的代表”。但鑒於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請求,且形勢緊迫,斯大林還是同意了朝鮮的要求。不過,斯大林特別強調:這些顧問只是“作為《真理報》記者”而不是軍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線司令部,而不是戰鬥部隊”。 當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以後,斯大林除了繼續對朝鮮戰局進行軍事指導和提供軍事裝備外,開始加強了精神鼓勵。斯大林在8月28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一方面建議北朝鮮把空軍集中於前線的進攻上,並答應“為朝鮮空軍再增加攻擊機和戰鬥機”,另一方面則安慰金日成不要為“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甚至出現某些局部的挫折而感到煩惱”。斯大林以蘇聯在內戰和對德戰爭中的經驗鼓勵金日成,並稱贊朝鮮“已經成為亞洲擺脫帝國主義枷鎖的解放運動的旗幟”。總之,直到美國仁川登陸以前,蘇聯對朝鮮戰爭采取的是非常積極的方針,這一點是十分明確的。同樣十分明確的是,斯大林支持北朝鮮取得戰爭勝利的限度是莫斯科不能公開和直接卷入這場沖突。 朝鮮戰爭的爆發並沒有引起中國政府的特別重視,全國範圍內的工作重心也沒有因此而轉移。6月30日,即美國決定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當天,中國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同一天,中央復員委員會按照預定計劃,下達了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簽署的《軍委、政務院關於1950年復員工作的決定》,正式開始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復員工作。甚至解放臺灣的軍事計劃也沒有因為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而立即放棄。顯然,在戰爭爆發之初,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尚未轉移到朝鮮問題上來。美國全面卷入朝鮮戰爭以後,中國開始重視朝鮮戰局問題,並進行了軍事方面的部署。7月7日和10日中央軍委會議作出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擬抽調4個軍、3個炮兵師和3個空軍團共25萬5千人組成東北邊防軍,限8月5日前在東北集結。 隨著朝鮮局勢的變化,中國領導人的憂慮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鮮人民軍進攻受阻,美韓釜山防禦戰線已經穩定下來的時候,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用志願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周恩來也說:“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後,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8月5日毛澤東即給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發電,指示:“邊防軍各部現已集中,8月內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準備於9月上旬能作戰”。“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8月18日又電告高崗:“邊防軍完成訓練及其他準備工作的時間可延長至9月底,請你加緊督促,務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鑒於形勢日趨複雜,從8月底到9月初,中國又大規模調整軍事戰略部署。毛澤東考慮要在東北已集中4個軍的基礎上,再增加8個軍。8月25日周恩來在第47次政務會議上談到朝鮮戰爭拖長的可能性增加了。8月26日周恩來在第二次國防會議上又提出要把對朝鮮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國際鬥爭問題”,要設想戰爭的長期化,要考慮到出國作戰的問題,“如果出國作戰的話,主要對象是美帝國主義”。 根據俄國的檔案材料,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在7月初就已經提出來了。巴加諾夫引證7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給莫斯科的電報說,周恩來在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抱怨北朝鮮人對美國進行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計不足,忽視了毛澤東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北朝鮮人的建議:鑒於美國軍隊可能在仁川登陸,要在仁川後方建立一條堅強的防線。會談中,周恩來答應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還說中國的3個軍總計12萬人已經集中在瀋陽地區。這些情況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非常關注朝鮮的戰局,並有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的準備。但如果由此得出中國在戰爭初期就決定派軍隊參加朝鮮戰爭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對比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很可能是斯大林對中國沒有對朝鮮戰爭作出積極反應表示出了不滿,因而要羅申探詢中國的態度。而周恩來關於中國已經在東北集中了3個軍的說法顯然是在應付斯大林,因為當時中國政府關於這方面的部署還未付諸實施。此外,周恩來還提出了中國出兵的先決條件——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而7月初的狀況是北朝鮮軍隊正在大舉進攻,根本就談不上美國人越過三八線的問題。隨著朝鮮局勢的發展,中國領導人的確越來越關注戰爭形勢的變化,並且表現出日益積極的態度。但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戰略部署還是屬於防禦性質的,當時中國領導人對出兵朝鮮問題的考慮,總體說來,是從軍事防禦角度作最壞的打算,而不是已經確定的戰略方針。 9月15日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以後,朝鮮的局勢急轉直下,中國和蘇聯的對策和態度也都更加明朗化。斯大林對於朝鮮局勢出現逆轉的情況首先表現出急躁和焦慮。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發出密電,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從洛東江前線調回朝鮮人民軍的4個師到漢城郊區。同一天,斯大林還命令蘇聯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緊急制定一項蘇聯空軍為平壤提供空防的計劃,包括從他們在蘇聯遠東的濱海邊疆區及港口城市海參崴派遣幾個蘇聯空軍的戰鬥機中隊及雷達和防空部隊到平壤周圍的機場。隨後,斯大林緊急向朝鮮派遣了以蘇聯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馬特維?紮哈羅夫(化名馬特維耶夫)的特別代表團,並攜帶著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對釜山防禦圈的進攻,從洛東江前線撤出所有部隊,把他們調回來守衛漢城的東面和東北面。斯大林還再次敦促華西列夫斯基盡最大努力向朝鮮人民軍提供空中掩護及在平壤周圍地區建立防空系統。斯大林采取的緊急措施,看起來是要把蘇聯空軍投入戰鬥,也就是說斯大林這時似乎采取了一種背離了他以往避免蘇聯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一貫方針的做法。其實不然,斯大林的這一舉動如果不是情急之下的一時衝動,就是要作出一種姿態,借以遏制美國進一步向北朝鮮進攻。因為事實上當戰局進一步惡化,美國真的越過三八線,朝鮮急需莫斯科給以直接的軍事援助時,斯大林既沒有派出地面部隊,也沒有派空軍保護平壤。 形勢的危急還使得斯大林對朝鮮領導人以及蘇聯在朝鮮的代表和軍事顧問的不滿和埋怨情緒溢於言表。斯大林在9月27日的電報中先是指責朝鮮軍隊的“前線司令部、軍團司令部和各部隊在軍事指揮方面,特別是在戰術方面犯有嚴重錯誤”,接著又嚴厲批評蘇聯“軍事顧問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大的責任”,指責他們在坦克戰術運用上的“愚蠢”,在情報工作方面的“無知”。斯大林特別強調造成局勢惡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和蘇聯軍事顧問忽視了“敵人在仁川登陸的戰略意義,他們否認這次登陸的意義,什特科夫甚至建議追查在《真理報》發表評論美國登陸情況的作者。這種忽視和缺乏戰略眼光的狀況致使他們懷疑從南方向漢城地區抽調部隊的必要性,調動部隊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擱了”。斯大林認為如果能夠“保證蘇聯最高統帥部關於從主要戰線撤回4個師到漢城地區的命令得到準確和及時的執行”,“本來是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漢城附近的局勢的”。斯大林大概忘記了中國領導人早在7月初就要蘇聯領導人提醒朝鮮同志美國軍隊在仁川或朝鮮人民軍後方實行登陸的危險性,當時金日成固然因求勝心切而無視中國的警告,而斯大林本人也沒有在事前從戰略上重視這個問題。在10月1日的電報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沒有積極向朝鮮領導人提供意見和建議,“從而助長了朝鮮領導人搖擺不定的情緒”;埋怨馬特維耶夫“一直未曾將他對朝鮮戰局的評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說他也未曾提出目前這種形勢所需要的任何設想和建議”,從而妨礙了莫斯科的決策,也導致“朝鮮領導人還沒有在三八線及其以北保衛共和國的任何計劃,也沒有從南朝鮮撤出部隊的計劃”。 斯大林大概也忘記了正是由於他本人的命令,蘇聯軍事顧問在朝鮮的活動受到嚴格限制。蘇聯顧問奉命無論如何不得越過三八線,因此他們自己對戰局的了解及施加影響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朝鮮局勢惡化對中國造成的壓力絲毫不亞於蘇聯。出兵朝鮮問題已經做為應急方案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9月17日中央軍委決定立即派遣一個五人先遣小組隨柴成文赴朝熟悉情況,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路過瀋陽時,柴成文將隨身帶來的一封毛澤東的信交給高崗,信上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9月22日,中國政府在公開聲明中承認“居留中國的朝鮮人民有權力回去保衛祖國”,一方面表示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朝鮮人民與美國進行鬥爭的決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地對美國進犯北朝鮮的企圖提出警告。9月25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決不會置之不理”,盡管戰爭會對中國造成嚴重破壞,但中國“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制止美國的侵略行徑”。9月30日,周恩來發表演說,又對美國政府提出了嚴正警告。演說中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這句話的後半句是周恩來在定稿時特意加上的,其目的顯然是要引起美國政府對中國可能參與朝鮮戰爭的重視。 形勢越來越危急。9月28日金日成召開的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一致承認局勢是嚴峻的。會議決定:第一,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采取非常措施把最高統帥部和民族保衛省的職能合並於金日成一人手中,並建立最高統帥部的參謀部,以保證軍隊指揮系統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二,根據金日成的計劃,采取緊急措施立即組建15個新的戰鬥師,除當時正在朝鮮北方進行組建的6個師外,再從東南戰線撤回的殘余部隊中重新組建9個師;第三,也是關鍵的,政治局經過激烈爭論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而一旦敵人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將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因此,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毫不遲緩地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政治局還通過了遞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信件。9月29日晚,金日成會見了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金日成在說明“如果敵人真的越過邊界,人民軍將無法組成新的軍隊,因此也無法對敵人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之後,就如何向斯大林提交要求蘇聯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信件這一問題徵求什特科夫的意見。但害怕再次承擔責任的什特科夫回避了這個問題。由於情況緊急,金日成不得不硬著頭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在當晚給斯大林發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樸憲永承認“危險的形勢已經出現”,美國空軍的絕對優勢破壞了人民軍一切有效的軍事行動,“造成我方人員和物資的巨大損失”,通訊聯絡被切斷,給養供應被破壞,處於南方的各部隊已被分割包圍,孤立無援,“漢城的陷落已經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為獨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戰鬥到最後一滴血”的決心後,他們“懇求”斯大林“給予特別幫助”,即“當敵軍跨過三八線以北的時刻,我們非常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軍事援助”。考慮到斯大林可能不會接受這一請求,他們又特別提出要斯大林對中國施加壓力:“請幫助我們建立一支由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志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該信9月30日夜晚23時30分以“特急電報”送達蘇聯武器部隊總參謀部八局,10月1日0時35分解密,1時45分打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的別墅是2時50分。斯大林對朝鮮要求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的回答體現在他10月1日當天給平壤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以及給北京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兩封信中。 在給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須立即動員全部力量,不讓敵人跨過三八線,同時要準備在三八線以北同敵人作戰”,並且提出了許多具體辦法。但他首先強調北朝鮮自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斯大林反複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鮮在組織防禦方面的實力和能力”,“北朝鮮有極大可動員的潛力和資源”,“我們認為,北朝鮮不能在三八線及以北地區進行抵抗的觀點是錯誤的,朝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並盡其所能進行戰鬥”。至於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責任,斯大林毫不猶豫地推給了毛澤東:關於“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願軍。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 同時,斯大林非常客氣但十分堅決地直接向毛澤東提出了出兵朝鮮的要求。斯大林在信中說:“如果您認為在緊急情況下有可能派部隊支援朝鮮人,那麽您應該立即派出至少五六個師到三八線,以便讓我們的朝鮮同志有機會在你們的部隊的掩護下組織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戰鬥。中國軍隊可以考慮作為志願軍,當然是由中國人指揮。”一方面為了表示對中國同志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引起毛澤東的猜疑,斯大林隱瞞了最初是由金日成提出這一要求的事實。他說:“關於這個想法,我尚未也不準備告訴我們的朝鮮朋友,但在我看來,他們知道這一情況後,毫無疑問會感到高興。”實際上,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國尋求幫助的同時,已經直接派人到北京求援。10月1日樸憲永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請求毛澤東、周恩來派中國軍隊赴朝參戰。朝鮮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鮮的責任終於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 毛澤東決心派兵入朝作戰:關於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電報的爭論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時向毛澤東提出派中國軍隊援助朝鮮的要求後,中國領導人究竟是如何考慮的,又是如何作出反應的?關於這個問題,最近國際學術界發生了一次爭論,其緣起在於發現了兩封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電報,從而引起研究朝鮮戰爭歷史的各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1987年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公布了一封毛澤東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中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志願軍入朝作戰,並且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幾年來,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廣泛引用這個文件,人們普遍認為當時中國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見,至少毛澤東本人已經決心派中國軍隊參與朝鮮戰爭。1995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關於冷戰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上,俄國學者公布了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派出軍隊參與朝鮮戰爭,從而拒絕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國幾家報紙立即報道了這一消息。1996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這個問題又成為學者們的熱門話題。俄國學者根據俄國檔案認為,毛澤東的電報表明中國領導人對出兵朝鮮表現出“猶豫和缺乏信心”,“中國立場意想不到地改變”了。同時,還對中國發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對比中國和俄國公布的這兩封時間相同而內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國學者認為俄國文件絕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偽造品”,而中國公布的文件則“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準確的,或者是未發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錯誤”,甚至不能排除“中國當局為了表現他們認為的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正確的歷史看法,改動或歪曲了文件內容”的可能性。還有學者推而廣之,認為俄國檔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現在官方批准的中國文獻及後來學者著作中的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至14日電報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實的問題”,並以此提醒人們“應該對中國關於毛澤東決定參與朝鮮戰爭的文獻格外小心地對待”。 從表面上看,這兩封電報的確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對立的,而中國和俄國的檔案中又都僅存一份他們各自公布的文件。然而,這兩封電報又都是確實存在的。因為通過對比可以看出,俄國公布的電報的內容與俄國檔案中收藏的有關這一時期的其他文件在邏輯上和用語上是一致的,確實不像是偽造的。而中國公布的電報則確有電報的手稿原件為證,雖然公開發表時略有刪節,但所刪部分主要是中國需要蘇聯援助的武器清單,與俄國公布的電報內容無關,而發表出來的部分則與原稿一字不差。所以,中國的文件也是真實的。看來,為了搞清楚中國領導人在朝鮮戰爭進入最緊張的時刻到底是怎樣考慮中國出兵的問題並如何作出決定的,很有必要對這兩個文件進行認真的推敲和分析。 中國公布的電報是由毛澤東簽署的,而俄國公布的電報不是中國發出的。所謂“毛澤東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其實是羅申10月3日發給斯大林的電報,其中轉述了毛澤東對斯大林10月1日電報的答覆: “……我們原計劃當敵人前進到三八線的時候派幾個師的志願軍到北朝鮮為朝鮮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經過全面考慮,我們現在認為采取這樣的行動可能會承擔極其嚴重的後果。第一,派幾個師的兵力解決朝鮮問題非常困難(我們的部隊裝備很差,與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取得軍事勝利的把握),敵人可能會迫使我們後退。第二,這樣做很可能會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其結果蘇聯也會被拖進戰爭。這樣,問題就變得十分嚴重了。 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當然,不派軍隊援助對於正處在如此困難之中的朝鮮同志是很不利的,我們自己也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派去幾個師,敵人又迫使我們後退,同時還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衝突,那麽我們的整個和平恢復計劃就會遭到徹底毀滅,這會引起國內很多人的不滿(人民受到的戰爭創傷還沒有恢複,我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還是耐心一些,不派出軍隊,同時積極準備我們的力量,這樣做在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 由於暫時的失敗,朝鮮可以把鬥爭的形式改為遊擊戰。 我們將舉行一次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最後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我們希望與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們準備立即派周恩來和林彪同志飛往您的療養地,與您談這件事,並報告中國和朝鮮的局勢。” 羅申在轉述毛澤東的答覆之後表示,“毛澤東的答覆表明中國領導人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這與以前毛澤東同尤金、克多夫、康諾夫,以及劉少奇同我的多次會談中表示的態度是矛盾的。”羅申還向斯大林報告說,實際上“中國政府無疑可以向朝鮮派出不只五六個,而是更多的做好準備的戰鬥師”。 中國檔案中沒有俄國公布的這封電報比較容易理解。因為此電本不是毛澤東直接發出的,可以斷定是毛澤東在與蘇聯大使談話中對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作出了答覆,而由羅申整理並經毛澤東認可後發出的。所以中國檔案中不可能保存這個文件。那麽,俄國檔案中為什麽沒有中國公布的電報呢?現在判斷,很可能是這封電報當時根本沒有發出去。據查,中國檔案中的電報原件上既沒有標明發報時間,也沒有發報人的簽發記錄,而在10月2日當天毛澤東發給高崗、鄧華的電報則標有發報時間(淩晨二時)和楊尚昆簽發的記錄。當然這還不能作為主要根據,因為據當事人說,那時毛澤東發出的電報經常是沒有簽發記錄的。判斷這封電報沒有發出去,當另有原因。 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電報沒有發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盡管毛澤東本人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了很長時間,並且幾次談到過出兵朝鮮的想法。特別是在美國實行仁川登陸以後,毛澤東似乎是決心已定。但是從現在看到的資料顯示,中國領導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這一問題進行過正式討論。實際情況是中國的其他很多領導人對出兵朝鮮有不同意見。據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後,毛澤東連夜召集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對策。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會上沒有就是否出兵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於是決定第二天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邀請在京高級軍事領導人參加,再行討論。會後毛澤東急電召高崗來京開會,並命令東北邊防軍做也準備,隨時待命出動。根據目前國內有關的材料和當事人回憶,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頤年堂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出兵朝鮮已是萬分火急,會議決定要彭德懷掛帥,還決定4日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毛澤東還要周恩來速派專機去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參加會議。根據這種情況分析,10月2日中國領導人仍未對出兵朝鮮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否則就不必再召開更大範圍的會議繼續討論。況且,雖然會上決定由彭德懷掛帥,但毛澤東當時尚不知彭德懷的態度,作出最後的決定自然要徵求主帥的意見。反過來說,如果還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說明10月2日的會議還未作出一致的決定,至少是不會在4日會議之前就把這一決定通知蘇聯方面。關於10月4日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情況,所述材料都是大體一致的,即在這次會議上仍然是意見分歧。會上有很多人不贊成出兵,會議的主要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 估計當時的情況很可能是毛澤東在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後,便下定決心要派中國軍隊入朝作戰,於是親自起草了給斯大林的電報。但是在中央領導人一起討論時發生了意見分歧,此事只得暫緩,因此毛澤東便向羅申作出了暫不出兵的答覆。當然,這個過程究竟是怎樣的,還有待於檔案材料的進一步開放。 那麽,中國表示了暫不出兵的意見,是不是就像當時羅申和斯大林及後來俄國學者認為的那樣表明中國對出兵援助朝鮮“猶豫不決”和“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呢?這需要對比這兩封電報的內容,並把此電前後的毛澤東的言行聯系起來進行分析。 首先必須看到,毛澤東當時決心出兵也是為形勢所迫的,他完全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所面臨的極大困難,而這一點與提出反對出兵或暫不出兵意見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仔細對比中國和俄國公布的兩封電報就可以發現,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所陳述的中國暫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國軍隊裝備太差、與美國發生公開衝突將導致問題的擴大化、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工作遭到破壞會引起國內的不滿情緒等,在他的第一封電報中都隱約有所表露,只是提出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從毛澤東第一封電報中對未來戰局發展的估計到初戰方略的安排,都反映出毛澤東的擔憂。此外,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還暗示“中共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這種擔憂。但是,這並不表明毛澤東已經改變了出兵朝鮮的決心,也不表明他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國領導人猶豫不決)。對這兩封電報進行認真分析的結果說明,毛澤東沒有改變自己的目標,而只是改變了實現目標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覆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間接和迂回的方式。所以他在第二封電報中特別提醒斯大林注意:“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做出最後決定”,還要召開中央會議討論,並要求派周恩來去蘇聯商議此事。 其次,毛澤東在電報中表示暫不出兵與以前中國領導人答應出兵並沒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國學者大概沒有注意到,中國領導人歷次講到中國出兵時都要說明采取這一行動的前提條件,即敵人越過三八線。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都是強調這一前提條件的。周恩來在10月3日淩晨與潘尼迦談話時還特別強調如果美國(而不是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中國“要管”。但這個前提條件顯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國領導人當時得到的情報是這樣。而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也只是說要幫助北朝鮮建立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防線,並沒有講明局勢的嚴重性。所以,毛澤東這時表示暫不出兵的意見也是有根據的,他認為暫不出兵而是積極做好準備,“這樣做在把握對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 第三,毛澤東當時不急於給斯大林一個肯定的答覆,是需要在中國領導層內部統一認識。雖然毛澤東本人經過深思熟慮,已經下定了決心,但現實中畢竟存在著很大困難,很多人對出兵表示異議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數領導人都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的情況下,他很難向蘇聯方面做出明確的保證。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反覆召開高層會議進行商討,直到10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才統一了意見。 而一旦做出決定,中國立即采取了行動。10月5日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邀周恩來、高崗、彭德懷共進晚餐,進一步討論派兵入朝問題。毛澤東再次強調中國軍隊需盡快進入朝鮮,他擔心任何耽擱都會引起嚴重的後果。毛澤東要高、彭回到瀋陽後立即向師以上指揮員傳達中央的意見,準備10月15日進入朝鮮。10月6日周恩來便主持軍委會議,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鮮的準備工作。 即使到了這時,毛澤東還是沒有給斯大林一個明確的答覆。斯大林沒有毛澤東那樣沈得住氣,他在接到羅申轉來的毛澤東10月2日的答覆後很快就給毛澤東回了一封信,而且口氣更加堅決,理由更加充分。斯大林首先表明他“完全知道中國領導同志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他們願意派幾支部隊援助朝鮮同志”,並以間接的方式指出,中國“派軍隊到朝鮮”可以“避免出現使朝鮮成為美國的跳板和未來日本軍國主義反對中國的橋頭堡這樣的危險”。接著,斯大林提出了他認為有利於中國出兵的國際局勢:“美國目前沒有準備進行一場大的戰爭”;“日本軍國主義還沒有恢復起來”;蘇聯作為同盟國支持中國將迫使美國做出讓步;美國將被迫放棄臺灣,並無法使日本成為遠東的跳板。斯大林還明確告訴毛澤東,如果中國“采取消極的等著看的政策”,那麽“中國不僅不能得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都無法收回臺灣”。針對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中美之間發生公開的戰爭會把蘇聯也拖進來,並使局勢“變得十分嚴重”的看法,斯大林激動地說:“我們對此應該懼怕嗎?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懼怕,因為我們聯合起來比美國和英國更強大,而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德國(目前它不可能給美國提供任何幫助)就不是什麽重要的軍事力量。如果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麽讓它現在就來吧”。然而,斯大林的慷慨陳詞並沒有打動毛澤東,盡管當時中國已經決心出兵朝鮮,但毛澤東在10月7日的覆電中仍然表示“現在不能派出部隊,而要過一些時候”。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澤東此時仍然拖延答覆斯大林,是因為還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還有一個條件,即必須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從毛澤東的兩封電報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毛澤東決心出兵的基點在於出戰必勝,而且必須速勝,只要做到這一點,那麽中國的一切擔憂和困難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戰場上取得速勝,作為同盟國的蘇聯就有義務而且必須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特別是保證提供空軍的支援。正是因為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還沒有與蘇聯達成明確的和具體的協議,所以毛澤東才遲遲沒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這也正是毛澤東派周恩來到蘇聯與斯大林進行直接會談的根本目的。 中國入朝作戰的困難和條件:關於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結果 關於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的情況之所以出現眾說紛紜的現象,是因為至今尚沒有關於這次會談的正式文件和記錄公布於世,人們只能根據當事人的回憶來描述當時的情況。因此,面對各方面材料說法不一,甚至大相徑庭的狀況,不能完全根據個人的回憶認定歷史事實,而只能根據旁證材料和邏輯推理對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會談的結果等主要問題進行分析,至於許多細節則無從考證。 首先,對於周恩來去蘇聯進行談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說法。一種意見以師哲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離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未取得一致意見,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後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說國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出兵,於是才與斯大林商談軍事援助問題。另一種意見以康一民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訴蘇聯關於中國出兵的決定,商談志願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問題。俄國學者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周恩來和林彪是帶著中國不會也不應該介入朝鮮問題的堅定信念去見斯大林的”。 第一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在會談中首先擺出了中國不出兵的種種理由。在這一點上,師哲和費德林的回憶是一致的。第二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訪蘇的最終結果是達成了中國出兵,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的協議。第三種意見的根據則主要是認定周恩來的本意就是堅決主張中國不能出兵。關於這個問題,周恩來本人後來幾次談到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蘇聯出動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實際情況是,在周恩來出國之前中國領導人已經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就是周恩來主持的,這次會議不是討論出兵不出兵的問題,而是研究作戰部署和出動志願軍的準備工作。因此他不會不知道已經做出的決定。但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時的確先擺出了中國出兵有困難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黑海會談的最初結果就是中國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來訪蘇確實是帶著出兵或不出兵兩種意見去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蘇聯是否出動空軍協同志願軍赴朝作戰。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麽中國已決定出兵,而周恩來卻先擺不出兵的理由了。這無非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是為了爭取蘇聯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裝備和保證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入朝作戰。 至於俄國學者認為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內部反對中國參戰的重要人物”,周恩來“把他對斯大林的訪問看作是阻止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權的負擔全部壓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後機會”,是缺乏根據的。盡管中國領導層內部最初對出兵朝鮮的問題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出兵援助朝鮮的方針後,中國領導人已經統一了認識。周恩來本人這時也表示贊成出兵的決定。在10月6日周恩來主持的部署出兵準備工作的軍委會議上,他發言說,我們不想打,但是敵人逼我們,快到鴨綠江邊了,不能見死不救,這是援朝,也是衛己,唇亡齒寒嘛!不過,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更講現實主義。如果說毛澤東比較強調中國出兵的決心和英雄氣概,那麽周恩來則更注重中國出兵的實際困難和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在談判中才首先強調中國出兵存在的種種困難,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蘇聯空軍暫時無法出動協助中國軍隊作戰時,周恩來表示了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 關於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結果,也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說法。據康一民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中答應先裝備中國10個師,並同意派空軍到東北安東一帶和沿海大城市駐防。因此,中蘇雙方在會談中就抗美援朝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談十分順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這種說法。據師哲回憶,斯大林建議“中國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由蘇聯“供應武器裝備”,蘇聯還可在作戰時“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作掩護”,但“只限於在後方和前沿活動,而不能深入敵後”。會談討論的結果是,通知朝鮮同志“不失時機地早日做好撤退準備”,並決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還有一種說法是會談結束後,當晚7時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其根據是毛澤東13日給周恩來到回電中有蘇聯空軍“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在朝鮮作戰”一句。俄國學者曼紹洛夫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斯大林與周恩來的談話持續了兩天,最後還是沒有做出雙方一致同意的決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沒有與周恩來一起給毛澤東發過聯名電報。周恩來只是說他需要與北京聯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 這里的問題比較複雜,各種不同渠道和來源的材料交織在一起,難以進行細節的擇選。不過,根據現有的文獻,仍然能夠看出事情發展的基本脈絡。首先是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是否做出了一致的決定,他們做出了什麽決定?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會談結束後,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說周恩來是奉毛澤東之命前來的,當時北朝鮮軍隊已經全面潰敗,周恩來前來徵求斯大林的意見,中國軍隊是否應該出兵,阻止美國和南朝鮮部隊繼續前進。起初,斯大林和周恩來都認為,中國進行干涉並無益處。但在周恩來歸國前,他們決定中國應當給予北朝鮮積極的援助,中國軍隊當時已集中在邊境上。這就是說,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的初步意見是一致認為中國不出兵。從毛澤東10月13日給周恩來復電的措詞和語氣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會談做出了中國不出兵的安排,而且電文中還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來的“聯名電”,這就說明不出兵的會談結果是斯大林和周恩來的共同意見,而並非是周恩來一個人的主張。 當然,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是斯大林本人對會談結果所做出的反應。根據俄國的檔案材料,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給什特科夫發出一封轉交金日成的電報,通報了他與周恩來和林彪會談的情況,並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來已經表示中國人還不準備參與戰爭。因此,斯大林建議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殘余部隊從朝鮮撤到中國和蘇聯,還命令什特科夫幫助金日成制定一個執行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計劃。同一天,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維辛斯基在成功湖發表講話,呼籲美國放棄“強硬化”政策,恢復與蘇聯戰時的合作關系,他還保證蘇聯會對美國做出“遷就”。顯然這種舉動也是受了中蘇領導人會談結果的影響。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不出兵的會談結果是中蘇領導人一致認同的。斯大林在14日確知中國已經決定出兵後,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蘇領導同志會談時提出的建議無效了”。有人認為斯大林電報中所說的“建議”是指蘇聯空軍援助中國一事,但把斯大林連續發出的兩封電報聯系起來看,斯大林宣布“無效”的這個“建議”當是指他與周恩來會談後共同做出的勸告金日成撤退的決定。如此看來,中蘇領導人會談的初步結果確實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這個結果是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斯大林和周恩來為什麽會做出這樣的共同決定?從斯大林10月1日到7日之間兩次至電毛澤東強烈要求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情況看,斯大林是主張中國出兵的,至少在美國仁川登陸以後他表示出這種強烈的要求。毛澤東在朝鮮局勢出現危急情況後也是決心要派兵入朝作戰的,盡管面臨著重重困難。顯然,斯大林不會主動提出中國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來提出中國出兵有困難的情況下才勉強同意暫不出兵的。而周恩來是代表毛澤東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他在未與毛澤東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國不能出兵,肯定是因為他和毛澤東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就是要蘇聯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毛澤東派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蘇聯的空軍援助,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問題就出在蘇聯沒有滿足中國的出兵條件,沒有答應派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要求。蘇聯是否答應過派空軍援助中國,斯大林是否違背了這一許諾,這是關於黑海會談結果研究中的主要問題,也是反映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之間關系的關鍵環節,所以很值得進行仔細分析。 中國軍隊進入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從軍事角度講,最不利的條件就是缺少空軍。根據俄國的文獻,中國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軍的問題了,而且中蘇之間已經交換過意見。周恩來在7月2日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就詢問蘇聯空軍是否有可能掩護中國入朝作戰的部隊。斯大林在7月13日經羅申給周恩來或毛澤東的電報中對此做了回答:“我們不知道你們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你們已做出這樣的決定,那麽我們準備給你們派一個配備124架飛機的噴氣式戰鬥機師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後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7月25日維辛斯基給羅申的電報還談到,“經菲利波夫同意,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我們同意他們提出的訓練中國飛行員駕駛噴氣式飛機的步驟和時間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電周恩來:“蘇聯政府答應你關於派蘇聯軍事顧問——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到華東和東北軍區的要求。38名顧問將被派到中國,其中10名是防空專家,28名是空軍專家。至於其餘26名顧問,我們認為不是特別需要派他們去,因為這些顧問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顧問完成”。 看來中蘇領導人都很重視空軍的問題。不過,從上述電文看,中蘇雙方在蘇聯幫助中國空軍建設和訓練的問題上談的比較仔細,並做出了具體安排和計劃,而在蘇聯空軍援助中國軍隊作戰的問題上卻沒有一個明確和準確的意見。但中國領導人最關心的恰恰是後一個問題,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一支真正的空軍部隊,一旦戰爭打起來,在空軍方面只能依靠蘇聯。這里,中蘇雙方未談清楚的地方有兩點:一是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問題,是與中國軍隊同時行動還是讓中國地面部隊先行一步?一是蘇聯空軍援助的方式問題,是配合中國地面部隊進入朝鮮作戰還是只負責中國領土的防空或掩護中國部隊的後方供應線?從蘇聯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戰略方針來分析,斯大林顯然寧願下功夫武裝中國的空軍,將來讓他們承擔起直接入朝作戰的任務,而避免在使用蘇聯空軍的問題上過早地做出明確和具體的承諾。但是這兩個問題對於中國方面來講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求蘇聯空軍能夠協同中國地面部隊,與中國軍隊同時入朝作戰。這一點越到臨戰時就越顯得迫切。在10月9日彭德懷召開的志願軍軍以上幹部會上,就特別提出了蘇聯空軍出動的問題,以至會議尚未結束,彭德懷和高崗便向毛澤東發急電詢問:“我軍出國作戰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並由何人負責指揮?”志願軍總部很多領導人也認為,在沒有空軍配合的情況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議“三兩月內新的裝備確有保證(尤其是空軍能夠出動),則可按原計劃進行。否則,推遲出動時間的意見是很值得考慮的。” 關於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如前所說,斯大林在與周恩來會談中明確表示蘇聯空軍將推遲出動。但是,會談中沒有說明蘇聯空軍援助的方式是什麽。而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含糊的。他在13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除了表示在蘇聯暫緩派空軍支援的情況下中國軍隊仍要出動外,還特別指出:“只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軍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並保護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毛澤東同時還明確地要羅申轉告斯大林:“我們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夠為我們提供空中掩護的空軍。”這里所說“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和“為我們提供空中掩護的空軍”顯然是指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的問題。毛澤東在這里接受了蘇聯空軍推遲出動的條件,但也更加明確地提出了蘇聯空軍提供援助的方式。 毛澤東之所以決心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條件下仍然堅持派軍隊入朝作戰,是因為他的初戰安排只是進行防禦,只與南朝鮮軍隊作戰,而不與美國軍隊正面接觸。毛澤東制定這樣的戰略,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掌握的有關朝鮮戰局的情報有誤。當時的情況是平壤防線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經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做出了撤離朝鮮的安排。而10月14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電報卻說,中國得到的情報是美韓軍隊“集結漢城以北三八線上開城、金川地區作進攻平壤之準備”,從而認為“美是否進攻平壤及何時進攻平壤,似乎尚未做出最後決定”,還認為“金日成指揮的朝鮮各個尚能戰鬥的部隊”正在“三八線堅決對敵”。14日的另一封電報又說,“美軍現尚停留在三八線”。因此,毛澤東考慮的戰略一是“現在的決心是打偽軍,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軍”,二是繼續加強工事,“修築布防”,進行防禦,“六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題”。毛澤東顯然從軍事角度考慮到,即使暫時沒有空軍掩護,只靠中國地面部隊也能完成上述作戰任務。 斯大林在得到中國已經決定出兵的消息後,一方面在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上做出了讓步,即無須等到兩個月後才出動,另一方面則明確表示蘇聯出動空軍只是保護中國領空和中國軍隊的後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國軍隊入朝作戰。根據師哲和周恩來的回憶,周恩來向蘇聯方面轉告了毛澤東13日電報中關於中國軍隊已經決定入朝作戰的情況後,蘇聯政府當時答應將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中國志願軍入朝作戰。但當周恩來進一步提出除戰鬥機外,蘇聯可否出動轟炸機配合中國軍隊作戰;除出動空軍入朝作戰外,可否加派空軍駐紮在中國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時,斯大林表示蘇聯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願軍入朝作戰。正是由於出現了這一情況,10月17日毛澤東再次急電彭德懷和高崗,要他們火速回京商議,部隊出動時間“當再有正式命令”。因此,上文所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談到蘇聯不出動空軍,應該指的就是蘇聯空軍不能出動配合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這一情況。盡管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發現直接的文獻證據,但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後的實際情況表明,斯大林肯定下達過這方面的命令。許多當年參加朝鮮戰爭的蘇聯空軍人員都承認,“他們的空軍與中朝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還有人說,“中國人沒有空戰經驗,他們要求蘇聯空軍提供空中‘掩護’,但蘇聯拒絕了”。“由於缺少合作”,有一次蘇聯的“高射炮團打下了一架中國飛機”。中國空軍的回憶史料也證明,朝鮮戰爭中的空戰大都發生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間的地區。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交通運輸線和機場的修建”,“保衛水豐發電廠、鴨綠江大橋和第一線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線”。僅有的一次轟炸西海岸大和島等地美韓軍隊情報站,配合地面部隊登陸作戰的任務,也是中國空軍第8師獨立完成的(軍中蘇聯顧問在戰鬥前已經回國)。 如此看來,如果說斯大林背棄了他向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援助的諾言似乎是有些勉強,因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遲時間外,的確一直答應為中國提供空軍援助,只是他從來沒有明確承諾派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部隊與美國作戰。但是,中國提出的出兵條件主要就是要求蘇聯空軍為中國入朝作戰的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支援和掩護,而蘇聯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表示出不滿和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許多中國學者的論著在這方面對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責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無論如何,中國人民志願軍主力部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於10月19日渡過了鴨綠江,並於10月25日打響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仗。 從上述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初期,中國和蘇聯的同盟關系是複雜而微妙的。中蘇聯盟的建立是雙方國家安全利益和經濟發展利益的需要,在戰爭的條件下,維持這種盟國關系更是中國和蘇聯實現各自戰略目標的必要保證。蘇聯在進入冷戰狀態後已經確定了與美國和西方進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戰略,非常需要有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做為保證其遠東地區安全的屏障,同時也做為對美國政策和實力進行試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並不是被迫接受中國出兵朝鮮的要求的,相反,當斯大林認為蘇聯的實力尚不足以與美國發生公開的和直接的軍事沖突時,他恰恰需要中國為其對抗美國打前陣,在遠東消耗和拖住美國。剛剛建立的新中國還是一個十分貧窮落後的國家,面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和壓迫,中國必須借助社會主義蘇聯的力量,這是毛澤東決定與蘇聯結成聯盟的基礎。特別是在美國軍隊逼近中國東北邊境的緊急情況下,中國要對抗美國的侵犯和保衛國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因此,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與頭號世界強國美國對陣的條件是必須得到同盟國蘇聯提供軍事援助的保證。然而,斯大林在戰爭中的基本目標和政策使他無法完全滿足中國提出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提供空軍協同志願軍與美國作戰的要求。這樣,中蘇之間在參與朝鮮戰爭問題上雖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雙方在目標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著分歧和矛盾。結果,中國出兵朝鮮一方面加強了中蘇之間的聯盟關系,一方面也為中蘇關系中本來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協調因素的發展留下了隱患。 發表於《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新華文摘》1997年第4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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