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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

http://shenzhihuabk.blog.163.com/blog/static/127038811200981587215/ 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 戰後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的關系,是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學者起步較早,1992年出版的牛軍和楊奎松的兩部重要專著,都較多涉及到這個問題,其史料特點是使用了大量當時難得一見的中共中央文電。接著,挪威學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專著,更集中地討論了美蘇冷戰與中國內戰起源的關系。此後,各國學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本文參與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 其一,出現了新的檔案文獻。2000年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二十世紀俄中關系:文獻與資料》的第4卷第2冊,收集的是1945年的檔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兩冊,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檔案。這三本檔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蘇關系檔案資料共815件,此外還有作為附錄的幾十個文件。就中國檔案而言,最有價值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譜》,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與東北局、重慶代表團之間的往來文電。這些有關中國內戰時期的檔案文獻十分重要,對於這段中國歷史,特別是蘇聯與中國內戰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應該說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最後的結論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據這些新的檔案文獻,對過去討論的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其二,需要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國歷史作為主線,重點在於論述中共對革命和內戰的考慮及其戰略、策略的變化,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即作為國際背景的蘇聯對外政策及冷戰格局的變化。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不是孤立的。戰後初期,中共的戰略和策略受制於蘇聯的外交方針和美蘇關系的現狀;內戰後期,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國內局勢的變化則反過來引起了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進而影響到整個冷戰格局的改變。這些現象說明,蘇聯的戰後對外政策及冷戰戰略和策略與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研究者需要考慮:在冷戰緣起的過程中,蘇聯對外戰略的構想發生了什麽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了其對中國內戰的方針;把中國內戰的起源和結果作為一個案例,如何解讀蘇聯對冷戰的戰略構想及其變化。 本文主要考察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起源之間的複雜關系。 一、斯大林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中國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大國。在戰爭期間(特別是1941年以後),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因此,戰後中美關系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里,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斯大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占權益的戰略目標。為實現這個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重要內容,同其他共產黨活躍的歐洲國家一樣,也是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員文章稱:戰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由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力量”。這個公開發表的言論實際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與美國人談話時表達的立場,也就是他在戰後提倡的“聯合政府”政策。在4-5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話中,斯大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 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此不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即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對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當時似乎並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最後報告中指出,“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沒有國際援助”,就要“學會自力更生”。不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中共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所以,盡管早在6月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 對於延安來說,蘇聯出兵東北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更使毛澤東驚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似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毛澤東一度認為,通過武力的較量立即實現中共的主張可能是最佳選擇。8月9日蘇聯兵分三路進入東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這有可能導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歷史突變之時,應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占領大城及要道,以遊擊隊民兵占小城。”同時要求華中局即日派部隊奪取南京、上海、武漢、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點,沿津浦、滬寧、滬杭線各中小城鎮則由地方部隊動員民兵占領,同時宣布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 中央還指出:“不怕爆發內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制止內戰和消滅內戰”。11日,延安總部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12日,中共又調整了華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領各大城市,只奪取廣大鄉村及縣城,“準備內戰戰場”,若內戰勝利,就原地繼續擴展,若內戰失利,則轉入閩浙贛,創造新局面,但決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則全力“占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津浦以東、淮河以北一切城市”,並“配合八路軍占領隴海路”。顯然,中共的戰略是利用蘇聯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權力真空,控制廣大的原日偽占領區,準備奪取中國的半壁河山。 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面對突變的形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為緩兵之計,就在中蘇條約簽字的當天,即8月14日,他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但周恩來一眼便看出,蔣介石“請毛往渝全系欺騙”。20日蔣再次來電催促,中共仍不為所動,繼續抓緊進行部署。毛澤東一方面命令晉綏和晉察冀部隊配合蘇軍“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針對華中局打算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報告答複說:你們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華東、華北、西北、東北大部分地方政權的關鍵時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軍事實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終目標,但他知道一點:無論中國內戰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系,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 對於來自莫斯科的“國際援助”,中共固然沒有抱多大希望,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斯大林會下一道“不許革命”的禁令,這不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21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取消上海起義計劃。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聯合發出指示:“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投降,敵偽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占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敵偽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註意組訓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時,總體戰略也只能由選擇“革命”方式轉向選擇和談方式:“我黨在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下準備和國民黨談判,爭取有利於我黨及人民的條件”。 至於蘇軍管制下的東北,中共還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堅持“迅速爭取東北”,只因不明蘇聯的立場,所以決定先派幹部去那里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政權和地方武裝,是否派軍隊占領,還要視情況而定。同日,毛澤東給蔣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23日蔣介石第三封電報再邀,毛澤東次日答覆,周恩來先去,他本人“準備隨即赴渝”。 戰略方針出現如此急轉彎,是需要給全黨和全軍一個交代的,原因當然主要是蘇聯表明了態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棗園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毛在分析了戰後進入和平階段的兩種情況(可以占領或無法占領大城市)後指出,由於得不到蘇聯的幫助,“沒有外援不能克敵”,“我們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至於蘇聯為什麽不能幫助中共,毛澤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釋說,美蘇需要實現國際和平,“蘇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不能取得”。毛還對比了希臘和中國的情況:蘇聯沒有援助希臘,是因希臘為英國所必爭,而中國則為美國所必爭。如果中共占領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國必然進行幹涉。 顯然,毛澤東已經看出,中國不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並斷定蘇聯進軍中國的區域大概會限定在東北三省。所以,中共在關內的一切軍事行動都不會得到蘇聯的援助。於是,出路只有一條:“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而在中國,聯合政府的形式“現在是獨裁加若幹民主,並將占相當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是鉆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要砍頭”,將來再“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看來,中共是不得不走這條“彎路”了。第二天毛澤東發出的一個指示當是對上述講話的註釋:“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和平建設階段開始”;“我黨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大城市進行和平、民主、團結的工作,爭取我黨的地位,不取軍事占領政策”;“力爭占領小城市及鄉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的邀請電,遂開會商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去重慶談判。在第二天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講述了中共參加重慶談判的原則和方針。既然談判,就需做出讓步,中共的原則是“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達到妥協。讓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區是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據地”。但是,在隴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區,“一定要我們占優勢”,“東北我們也要占優勢”。毛說,如果不答應這些條件,就不簽字,並“準備坐班房”。“隨便繳槍”是絕對不行的,延安也不會“輕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雖然講的是走法國式的道路——這是對斯大林路線的準確理解,恐怕也是說給斯大林聽的,但實際準備實行的談判方針及其所確定的目標與斯大林的設想有重大區別:第一,斯大林主張的是共產黨進入由資產階級政黨掌權的政府,而毛澤東設想的“聯合政府”卻是要與國民黨平分天下,至少來個武裝割據。第二,斯大林要求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澤東卻堅持無論如何不能放下槍桿子的原則。第三,斯大林設想的“聯合政府”是長久之計,而毛澤東卻把和平談判作為一種權宜之計。總之,迫於形勢,毛澤東不得不委曲求全,親赴重慶與夙敵蔣介石談判,而內心卻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聯合政府”實屬一廂情願,最後解決問題還要靠武裝鬥爭。 在重慶談判過程中,莫斯科對國共和談的結果以及中共的實際立場已經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堅持建立統一政府的原則外,並沒有再發表具體意見。8月30日,在重慶的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報告說,周恩來在與他會談時表示,“根據全部情況判斷,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打算解決共產黨的問題”,但“我們不可能指望蔣介石會做出過多的讓步”,其主張的實際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被消滅的結局”。周恩來強調,中共歷來一直進行著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如何“從武裝鬥爭急劇地轉向和平建設”,幹部和群眾都沒有準備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報和意見。彼得羅夫的回答是:“周恩來同誌在黨政工作方面經驗相當豐富”,“將能夠正確地評價中國目前的局勢並采取正確措施。” 9月6日,美國大使赫爾利告訴彼得羅夫,在談判中,“毛澤東要求將包括首都北平在內的5個省轉交給共產黨人,以便使他們能夠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養自己的軍隊”。赫爾利聲稱,英國人支持在中國“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則告訴哈里曼,“允許在中國建立兩個政府”是“愚蠢”的。以此為出發點,赫爾利一再建議蘇聯和美國共同發表一個支持國民政府得聲明。彼得羅夫對此沒有響應。同一天,毛澤東也拜訪了蘇聯大使。毛澤東介紹說,談判表明,蔣介石極力要“繼續實行一黨專政”,並用武力封鎖共產黨的地區和軍隊。 所以,“聯合政府”已經談不上了,他們只同意讓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代表加入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指出,“如果國民黨同意將除特區以外的5個省——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和熱河的行政管理權移交給我們的話,那麽,我們將會同意放棄華南和華中的解放區”。最後,毛澤東表示中共的讓步是有限度的。為此,毛和周恩來、王若飛一再追問,蘇聯對此持有什麽立場,“如果美國將幫助國民黨軍隊消滅共產黨軍隊,蘇聯將會采取何種步驟”。彼得羅夫只是一味強調:“蘇聯非常希望看到中國在政治上統一,兩黨的談判應該繼續下去,並通過相互的讓步達成一致意見。”第二天,彼得羅夫又向東北特派員蔣經國表示了同樣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談判協定簽字的當天,毛澤東再次拜會蘇聯大使。毛說,將要發表的聯合公報表明中共取得了勝利,是將來“進行宣傳的某種依據”。但又強調,“蔣介石不會履行達成的協議”,“他會繼續進行反共的軍事準備”。因此,“中共的軍隊也正在三個主要方面加緊作應戰的準備”。毛接著說,“消滅國民黨的幾個師”沒有問題,中共唯一擔心的是美國會公開干涉中國內政,並問蘇聯人,如果美國出兵怎麽辦。中共沒有明說的願望當然是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幾天前周恩來就提出了同樣問題,當時彼得羅夫未置可否,現在面對毛澤東的提問,彼得羅夫的答覆也只是:“必須通過和平的途徑妥善調解局面,盡量避免與美國人發生武裝衝突”。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重慶談判更多的俄國檔案,不過,蘇聯使館的態度應該說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場。顯然,斯大林此時堅持的原則仍然是建立以國民黨為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為此,在中國必須避免內戰。不過,彼得羅夫作為外交官的謹慎表態也說明,斯大林並不想強迫中共接受某種具體做法,他為自己的實際行動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畢竟,提出“聯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種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點莫斯科與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保證對中國東北的控制。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與中共獨占東北的決心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消滅日本關東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東北地區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和東方安全屏障。作為簽署中蘇條約的對應條件,斯大林已經向美國人和蔣介石許諾,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政府,而蘇軍則在3個月內撤離中國,希望以此換取中國政府的對蘇友好立場。但是,無論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還是著眼於地緣政治,斯大林對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蘇聯不能把對東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經公開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動權牢牢掌握自己手中。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種途徑: 首先,通過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東北地區營造對蘇友好的氛圍。在軍事推進過程中,蘇軍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不斷向中國居民發放各種宣傳品,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僅遠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種、總數超過470萬份的傳單。在東北作戰的前4天當中,蘇聯散發和張貼的中朝文標語、傳單和宣傳畫就有9000萬份。此外,蘇軍還在當地出版報紙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養大批通曉漢語、朝語、日語的宣傳骨幹。僅第一方面軍總部在8月份就舉辦了大約200場報告會、座談會,組織音樂會或戲劇、電影演出160場。 其次,充分利用隸屬遠東方面軍偵察處的原東北抗日聯軍的中國和朝鮮幹部。40年代初,抗日聯軍在東北的大規模軍事活動失敗後,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幹部率殘部陸續退往蘇聯,組建國際旅,繼續堅持戰鬥。1942年7月,經共產國際批准,這支部隊在蘇軍統制下組成第88獨立步兵旅,並在遠東哈巴洛夫斯克營地接受訓練。對日作戰準備階段,該旅的任務是提供情報和響導。蘇聯出兵的第二天,旅長周保中便部署該旅準備反攻,與八路軍會師,解放東北。8月11日卻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後,周保中又致信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建議由第88旅接管長春,並為建立東北民主政府和人民軍作準備。如果接受這個設想,周要求蘇軍將該旅骨幹力量交給中共中央或八路軍安排。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華西列夫斯基下達了另一個指示:為了擴大蘇聯的影響,安排這些幹部分散隨蘇軍行動,協助占領當局開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國幹部受命分四批到東北各大城市蘇軍指揮部報到。10月,該部隊建制被取消。顯然,斯大林一方面擔心周保中的計劃破壞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一方面需要把這支由中朝戰士組成的部隊留給自己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來控制國民黨行政當局對東北的接管進程和實際結果。應該說,前兩個措施不過都是為了使蘇軍能在東北站住腳,並擴大蘇聯在那里的影響,而斯大林明白,蘇聯的軍事力量遲早是要退出東北的。那麽,到底把東北的直接控制權交到國共兩黨誰的手上,才能保證莫斯科的實際控制和勢力範圍,斯大林是有深遠考慮的。就蘇聯對中國以及東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國民政府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可算是一語中的:“蘇聯只要看見中國有聯合政府,一切便好談。”最初,斯大林在國共之間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場,與中共逐步確立的獨占東北的戰略確實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澤東的失望和不滿。不過,國際局勢的變化最終還是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由於得知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黨,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還在猶豫是否派大部隊去搶占東北。不過如前所述,控制東北已是既定方針,需要考慮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對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說:盡管受中蘇條約限制,蘇聯“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條約中也明白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員,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我黨我軍在東三省之各種活動,只要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會采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同時,“國民黨在東三省與熱、察又無基礎”,且“派軍隊去尚有困難”,而“紅軍將於三個月內全部撤退,這樣我黨還有很好的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 於是,中共中央要求“晉察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部隊,應迅速出發,部隊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等名義,只要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的進入東三省。不要聲張,不要在報上發表消息,進入東三省後開始亦不必坐火車進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廣大鄉村和紅軍未曾駐紮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熱河、察哈爾兩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內,我必須完全控制,必須迅速派幹部和部隊到一切重要地區去工作,建立政權與地方武裝”。對蘇軍只通報情況,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請求幫助,總之不要使之為難。高崗在9月3日一封電報中也稱:“對東北我黨必須力爭,中央已有充分準備及具體對策。” 中共軍隊突然大量出現在東北,一時搞得蘇軍不知所措。中共軍隊最初進入東北各地後的不同遭遇,說明了這種情況。冀熱遼軍區曾克林部進攻山海關時,不僅與蘇軍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還得到蘇軍炮火支援,到達沈陽時卻受到蘇聯駐軍百般阻攔,被圍困在火車上整整一天;進駐沈陽的中共先頭軍隊從蘇軍轉交的日本軍火庫中獲取了大量武器裝備,而徒手趕來的後續部隊卻吃了閉門羹,什麽也沒有得到;還有些進入東北的部隊,不僅得不到急需的通訊器材和印刷設備,甚至還被蘇軍繳械,並禁止他們在蘇軍占領區活動。如此等等。造成這種局面的具體原因很複雜,有的顯然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表現出對中國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於對中共所屬部隊缺乏了解而產生的誤會,有的大概是基層指揮員不了解外交方針而擅自采取的行動,還有的肯定是占領當局受制於國際輿論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態度。總的講,問題的癥結在於,對於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蘇聯軍人和中共領導人最初都沒有搞清楚,而他們之間又缺乏溝通和聯系。 於是,9月14日華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飛到延安,傳達莫斯科的要求,並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協商。蘇聯代表在會談中明確表示:蘇軍撤離中國前,國共軍隊均不得進入東北,請朱德命令已進入瀋陽、長春、大連等地的中共部隊退出蘇軍占領地區;蘇軍不久即行撤退,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內部的問題由中國自行解決。而私下應允,已經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如果不用八路軍名義,不公開與蘇軍接洽,蘇軍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提出希望中共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隨時聯系,協調行動。錦州、熱河兩省則可以完全交給中共接管。16日,蘇蒙聯軍代表又轉告中共中央,“堅決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接收其所占領之內蒙古及東北各地,“確保北面及內蒙地區,以便同外蒙蘇聯經常保持聯系”,蘇軍可接濟部分武器。萬不得已時,中共部隊可進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讓敵人隔斷雙方聯系”。在重慶的蘇聯大使也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中共當前的戰略重心,應當是集中兵力,“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之線,防蔣進攻”。 只派遣一名校級軍官向中共領導人傳話,表明莫斯科處事謹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陽後報告,蘇軍對銀行、工廠、倉庫一律派兵監守,不准搬用,對火車、汽車、汽油、廣播電臺也“絕對全部控制”,還要求中共軍隊移至城外,均反映了這種情況。盡管如此,蘇聯的意圖卻很明顯:表面上國共軍隊都不得進入東北,但允許中共軍隊卡住進入東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蘇軍撤退,中共便可搶先占領東北。這樣,蘇聯既沒有破壞中蘇條約,又能保證內蒙、東北地區在自己掌控之中。機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態促使中共更加堅定了進軍東北的決心。 經過14日下午和晚上的討論,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心把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把原來準備南下的部隊和幹部轉向挺進東北,並決定建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前來延安的蘇聯軍用飛機飛往沈陽,加強對東北工作的領導。17日劉少奇向毛澤東報告:“東北為我勢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紅軍在東北現已開始撤退,據說在12月初將撤完,內蒙紅軍即將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靈廟一線。”為此,劉少奇提出“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18日又建議緊急調重兵部署在熱、察、冀東及東北沿海地區,阻止蔣軍北進,控制東北。19日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澤東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設想的目標是:在華北、東北、蘇北、皖北及邊區全部實行人民自治,中央軍不得開入,僅平、津、青三地可暫時駐一小部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員會統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須取消。 在控制東北的問題上,斯大林最大的擔憂在於美國勢力滲透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援助下不斷接近和開進東北,莫斯科的擔心越來越加重,態度也越來越明朗。蔣介石非常擔心因國軍不能及時到達東北,而共軍乘蘇軍撤退之機奪取優勢,故早在9月11日就讓行政院長宋子文向美國政府請求借船運兵。美國的態度也很積極,代理國務卿艾奇遜第二天便以備忘錄形式將此事報告總統。9月18日杜魯門總統答複:“駐西太平洋陸軍和海軍司令已下達命令,將按照魏德邁將軍所明確指出的日期和港口運送前往滿洲的中國軍隊提供船只”,“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在中國軍隊準備好登船前往滿洲之日,將有足夠的船只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轉開,美軍將在天津、大連、煙臺、威海、秦皇島登陸,蔣軍將由空運和海運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國一再要求蘇聯公開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一方面是國民政府連連發出照會和通知:中國計劃在滿洲吸引外資,而美國有意投資;要求蘇聯開始考慮撤軍問題;中國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這如何不讓斯大林心急?在與立法院長孫科的談話中,彼得羅夫默認:“美國人在北平、天津、青島和秦皇島登陸”,“是導致局勢更加嚴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則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滿洲”。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麽,要遏制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只能依靠共產黨。 盡管在重慶,蘇聯大使對周恩來尋求幫助的提問依然閃爍其詞,但在東北的蘇聯軍人卻對共產黨顯得格外坦率和熱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在接待中共東北局負責人時,不僅熱情稱贊中國共產黨人,而且高度贊賞中共關於“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爭取控制東北的戰略方針。他還認為,“滿洲北部不成問題”,建議中共把主力部隊部署在山海關方面(15萬人)和瀋陽周圍(10萬人),全力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為了增強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蘇方就通知中共東北局說,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瀋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給中共,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 10月上中旬,蘇聯一再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國軍在大連登陸的請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面也無濟於事。同時,對設立在長春負責接收工作的東北行營,也是百般刁難,設置重重障礙。蔣經國向蘇聯使館通報長春之行的感受時抱怨說,蘇軍不允許他們建立警衛隊,拒絕到除瀋陽外其他地區進行視察,還下令停止出版東北行營發行的《光復報》。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對東北的控制步伐。蘇軍指揮部下決心“打開前門”,擬把南滿和錦州地區的行政權全部交付給中共,並應允在中共來不及接收的情況下,代為保存1個月。甚至在蘇軍完全控制的大連地區,占領當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黨政領導機關。10月6日,中共得知蔣軍在大連登陸已被拒絕後,估計可能轉向營口、錦州和安東,於是請求蘇軍“一律拒絕,至少拖延一個月至一個半月”。 10天後彭真便報告,蔣軍“到營口、錦州兩處海岸企圖登陸,已被拒絕”,蘇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陸地阻擊。因中共軍隊一時無法到達,蘇方還答應再設法拖延幾天。而在蔣軍準備登陸的安東,不但出現了“民主政府”,還舉行集會,呼籲滿洲獨立,撤消東北行營,甚至斷水斷電。10月19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決定按照蘇方的要求,改變過去分散占領全東北的方針,而“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21日又提出:“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 10月25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沈陽,還聲稱:“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如蔣軍在11月15日前進攻,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接到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即刻指示:“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蘇方意見“速在安東、營口、葫蘆島三處設防,加強軍隊配備,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最重要的是請求蘇方“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28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 因受制於外交,蘇聯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經反複交涉,只得應允蔣軍“10月30日在葫蘆島、營口登陸,11月12日進至錦州、海城線,11月20日進至沈陽,蘇軍則於11月25日撤完”,還同意先頭部隊在蘇軍撤離前三天空運至長春和沈陽。不過,蘇方也公開聲明,蘇軍數量不多,無法保證登陸部隊的安全,而且並不打算限制共產黨部隊,因為蘇聯“不會幹涉中國內政”。同時,蘇方則通知中共,“同意我們在營口、葫蘆島作戰,他們不加任何限制”,還同意中共前往沈陽和長春接收工廠、武器裝備,並更換除市長外的長春各級政府。為此,11月上旬毛澤東不斷發出指示。 針對國民黨軍隊在山海關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毛澤東要求“必務要將這一地區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在這場具有戰略性決定意義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要求部隊“爭取時間布置內線作戰,決心保衛沈陽不讓蔣軍進占。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布東北人民自治。”在長春,據東北行營的通報,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集中在機場附近,約2000人已進出長春市,並示威性地包圍了行營駐地。11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十九萬軍隊去東北,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定攻,我堅決打”。“只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怕。”只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月10日,斯大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制任何東西”。這一指令立即得到貫徹執行。 第二天東北局報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陳雲,已允許在蘇軍撤退前五天內讓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並且不准我們在此期間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友方一再聲明,這是“莫斯科的決定”,東北蘇軍任何人員無權變動。如果五天中出現衝突,蘇方“只能繳我們的械”。友方還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17日馬利諾夫斯基命令中共軍隊撤出長春、瀋陽和哈爾濱,並不得阻礙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和瀋陽著陸。20日又“鄭重通知”東北局:“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中共軍隊一律退至鐵路線50公里以外;只要有蘇軍的地方,既不准與蔣軍交戰,也不許中共軍隊存在,“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散;全東北境內,包括錦州至山海關段,均不准作戰。同日,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三天之內撤出哈爾濱,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來哈接收。 在重慶,蘇聯使館也告誡中共代表王若飛,“為了避免遭到美國和中國輿論的反對”,中共最好不要試圖占領長春路,並註意減少與蘇聯使館和駐華機構的聯系。24日,蘇聯心安理得地照會中國政府,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向沈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了,蘇軍對東北中共軍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並表示蘇軍可延期一兩個月撤離,以利中方接收。駐長春蘇軍指揮官還向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保證:“決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動,嚴格保護各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並禁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不利的宣傳”。後經雙方協商確定,為確保中國政府順利接收,將蘇聯撤軍完成日期改為1946年2月1日。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斯大林密電和蘇聯參贊談話的口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制造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蘇聯大使建議:采納美國的提議,召開第二次五國外長會議解決中國問題。11月8日蔣介石又在內部討論時提出“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同時聲明不放棄東北,以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天下”。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發出照會:由於接收工作無法進行,決定於17日起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同時,中國又照會各國使領館,告蘇聯阻礙接受工作。隨後,蔣介石迅速將這一決定告訴華盛頓,並抱怨蘇聯人未能執行1945年中蘇條約,希望與美國積極協調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莫斯科面臨的壓力還不只此,從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遠東,蘇聯急於插手促成對日和約,反覆就盟國對日管制機制問題與美國進行磋商。在近東,伊朗危機趨向國際化,對蘇聯感到絕望和恐懼的德黑蘭政府開始求助於美國和聯合國。針對蘇聯關於修改蒙特勒公約的訴求,美國也開始關註土耳其海峽問題,並提出了國際監督的建議。於是,蘇聯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都需要繼續與美國保持一致,並爭取美國支持自己的主張,這里當然也包括中國問題。所以,當11月下旬美國倡議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時,蘇聯不僅積極響應,而且立即開始與美國進行緊密接觸和協商。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做出美蘇同時從中國撤軍的決議,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斯大林履行中蘇條約抱有樂觀態度,就毫不奇怪了。 於是,斯大林再次拋出了“聯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斯大林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盡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斯大林還一再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而對中共,斯大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制定的目標。 1946年1月,蘇聯使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央政府和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中共應該尋找和平解決所有軍事和政治問題的道路”。蘇聯大使還警告周恩來:“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致引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蘇聯人檢討說,“對中共來說,與美國人的關系是一個新問題”,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軍應該把東北交給中共,是因為“不懂得整個國際形勢的複雜性”。而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得知蘇聯態度改變後,中共中央最初決定,一方面“照顧友方信用”,“服從總的利益”,一方面“仍須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準備一切條件於蘇軍撤走後殲滅頑軍”。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針仍然是“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希望蘇軍能把“錦州、葫蘆島及北寧路之一段”留給我們,並“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但是,11月22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奇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占領兩廂”。28日和29日,劉進一步明確:“獨占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定地位”,今後工作重心為控制長春鐵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 武力解決不行,只好再次轉入和談。12月7-8日,中共提出準備恢複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沖”。30日,中共公開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的停止內戰”。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公布後,中共中央要求東北局“將部隊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無蘇軍駐紮又無國軍開進的地區,特別是靠近蘇聯和蒙古的地區。到2月,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等人參加行政院,並力爭周恩來任副院長,還批準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 盡管很不情願,但是在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以及美蘇兩國的共同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劃,準備與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 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占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因此,蘇軍在1945年底準備撤離東北,把政權交給國民黨的時候,仍然與中共保持著聯系並秘密給以幫助。12月2日,隨蘇軍行動的周保中等人報告:蘇聯遠東軍指揮部“願意知道我全滿實力及對東北方針,蘇軍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內一定給我物資幫助,但是講究方法,並盡量制造困難給頑”。看來,即使在壓制中共時,蘇聯人還是留了一手。 果然,當東北局勢的發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脅時,蘇聯的態度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關於蘇聯對華政策的目標,副外長洛索夫斯基在蔣經國訪蘇前給斯大林的報告中作了全面論述:第一,中國政府必須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第二,中國必須保證長春鐵路沿線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亂局面下,應提議蘇聯“鐵路護衛隊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準外國人及外國資本進入滿洲”,“我們不能允許滿洲成為另一個大國施加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場所”;第四,必須在蘇聯“積極參與滿洲經濟活動的情況下”實現與中國在東北的經濟合作,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資公司,特別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長鐵路。但恰恰在這些問題上,1946年初呈現出一種對蘇聯的危險局面。 在中蘇經濟合作談判中,為了及早撤軍,減緩國際輿論壓力,蘇聯代表一再表示願意讓步,只要中國同意對所有重工業公司實現雙方合資經營,蘇方就會進一步采取行動,幫助國民政府盡快解決東北的接管問題。而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態度卻愈益強硬。1月26日他告訴中方談判代表張嘉璈,對經濟合作談判采取“緊縮”態度。於是,盡管蘇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聲稱,莫斯科急於簽署合作協議,並非要在東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願見有第三國再卷入”,但張嘉璈始終堅持強硬立場:戰利品問題中方不予考慮,航空公司和輪船公司的問題也不討論,一切非金屬礦業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業,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蘇方堅持盡快簽訂經濟合作協定,方能最後撤軍,中方則強調沒有順利交接行政權,故無法談經濟合作,以至經濟談判陷入僵局。此時,美國也不斷向蘇聯施加壓力。2月11日美國同時照會蘇聯和中國,對中蘇經濟談判感到“不安”,認為這“與門戶開放原則會有矛盾”,對美國的商業利益和威信“是一種明顯的損害”,並表示美國有意參與談判,在經濟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動”。這無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經。 不僅與政府的談判步履維艱,中國民間的反蘇情緒也突然高漲起來。在雅爾塔會議召開一周年之際,2月11日,美英蘇三國同時公布了有關遠東問題的秘密協議。蘇聯同意公布協議,大概是著眼於對南薩哈林和千島群島占領的合法性,而美英這樣做顯然是針對東北問題的。為了進一步逼迫蘇聯撤軍,美英在報紙上公開指責莫斯科違背雅爾塔協議。這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一時間輿論嘩然,廣大市民、學生紛紛湧上街頭,張貼標語,示威遊行,發表演說,抗議蘇聯在中國東北、新疆和內蒙的行為,要求蘇軍立即退東北。3月5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蘇聯提出抗議,嚴重交涉限期撤退其東北駐軍》的提案。 3月6日,中國照會蘇聯,撤軍期限已過,蘇軍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蘇聯政府飭令“即行撤退”。4月1日,蔣介石在第四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上發表演說,公開推翻東北停戰協定,宣稱“東北九省在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麽內政可言。”東北的局面更加複雜,據蘇聯駐東北當局報告,國民黨與土匪勾結,煽動反蘇情緒,搗毀中蘇友好協會甚至蘇方的機構,蘇聯軍人和僑民不斷遭到騷擾、襲擊和殺害等等。馬利諾夫斯基還認定,張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破壞蘇中關系”。面對如此局勢,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這張牌。 2月1日彭真報告:“遼陽、鞍山、本溪三處蘇軍已正式將政權交與我當地民主政府,並由雙方簽字。該區以南(包括安東)蘇軍不再交給國民黨,對外暫不公布。”除旅順、金州完全歸蘇軍長期駐兵外,大連的副市長、區長及公安局長也都由中共幹部擔任。原因在於,該地區的煤鐵業及若幹大工業,已由蘇方接收並開始經營,大連的工業也完全在蘇方掌握之中。不僅如此,在2月22日與外蒙領導人喬巴山談話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進行”宣傳鼓動工作,以準備在興安嶺和內蒙古建立獨立的國家。顯然,斯大林現在還是希望把政權(無論在東北還是內蒙)交給共產黨控制,以此來保證蘇聯的遠東利益。 有史料證明,此時中共中央已經了解到情況的變化,並考慮了新的方針。3月3日周恩來作為軍調處的中共代表,與馬歇爾、張治中(國民黨代表)來到太原視察。當晚,周召集當地高級將領開會,傳達了“黨中央對當前情況的估計和戰略意圖”。周“壓低了聲音,把手攥成拳頭向下揮著:中央決定現在談不了了,要錘!”不過,這離采取實際行動還有一段時間。莫斯科顯然有點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沒有進一步的舉動,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議。3月12日,東北局電告中央,蘇軍通知將於13日撤離瀋陽,希望中共軍隊“迅速攻入沈陽”,而且“凡紅軍撤退處都可打”。 然而,考慮到停戰協定已經簽字的背景以及軍事力量的對比,中共中央決定,不僅不去進攻瀋陽,瀋陽至哈爾濱鐵路沿線蘇軍撤退時亦不去占領,甚至準備讓出已經到手的撫順、本溪、鞍山、遼陽等地,以交換蔣軍從熱河撤軍,並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看起來,此時毛澤東還沒有改變“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倚靠蘇聯、外蒙建立根據地,通過和談解決東北問題的基本方針。這種穩重的態度與此前莫斯科的立場變來變去大概不無關系。 蘇聯對於中共的猶豫不決、行動遲緩頗有不滿,因而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3月中旬東北局報告:蘇軍批評中共對美國人太客氣了,更不應該同意讓國民黨的5個軍開到東北來。又表示,凡蘇軍撤離之地,包括沈陽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為此,東北局要求在征得蘇聯同意後奪取四平街、哈爾濱,並進占其他大城市及長春路支線小城市,逼迫蔣介石談判,甚至可以考慮奪取長春。與此同時,馬歇爾給東北停戰小組的指令規定,“小組只能隨政府軍前進,政府軍有權進駐東北之主要地區,長春路兩側各30公里以內,政府軍單獨管理,蘇軍撤出地區中共軍隊不得開入占領等”,而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既沒有提及,也不願討論。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當即建議周恩來在談判中提出:“承認政府軍進駐沈陽至長春”,長春以北應為中共軍隊的駐紮地區。對此必須堅持,即使談判“全面破裂”,“亦絕對不屈服”。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方針開始發生重大轉變。3月17日中共中央致電彭真和林彪:“國民黨還不停戰,沈陽以北長春路沿線的蘇軍撤退區,同意你們派兵進駐,以為將來談判的條件,時間愈快愈好。”同日,毛澤東在批轉周恩來關於商談東北問題的報告上加了以下兩段批示:“請東北局速與友方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東北協定即將簽字,請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優勢,以利談判。”又在批轉周恩來商談東北問題三點意見的說明時指示:“請彭、林按照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與有理、有利、有節之方針,準備與執行小組進行談判。”當天,東北民主聯軍一部即收複四平。 3月18日東北局再報:蘇方“曾一再談北滿甚為重要,決不能允許國民黨接收整個長春路與礦區”,故提議進占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中共中央當天回複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請周保中去長春直接與蘇軍交涉,“要求他們於最近期間縮小駐區,盡量將次要地點讓我軍駐防,特別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蘇蔣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已陷於僵局,中共中央則又進了一步,通知東北局,“如果友人諒解,即可進占長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動手大破北寧路及沈陽附近之長春路,愈迅速愈廣泛愈好”,“同時立刻動員全軍在運動中及其立足未穩之時,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兩萬人),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 一切準備就緒,蘇軍開始了撤退行動。此前,蘇方曾以發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種種借口延緩撤軍,且遲遲不告知撤離時間,從而造成國民黨軍隊沿長春路北進和接收的困難。3月22日,蘇聯使館突然通知國民政府,蘇軍將於4月底撤軍完畢。莫斯科的目的,當然是盡可能將東北政權交給中共,為此,雙方的配合日益緊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電東北局,說明現在的方針是“用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因此要求速與蘇軍交涉,在撤退時允許中共軍隊進占哈爾濱、齊齊哈爾及長春。蘇方則通過周保中轉告,一旦條件具備,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長春,同時告訴東北行營接收人員,因要“防疫,不允許辦理長春交接手續”。25日中共中央連續致電東北局,因停戰小組將於近日到達東北,需即刻與蘇方聯系,請他們“速從哈、長、齊等市撤退”,中共軍隊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內控制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並以長春為首都。 3月底,蘇聯因重開經濟談判且似有進展而再次出現反複,以至中共在接管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市的問題出現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過去了,莫斯科在撤軍的最後時刻采取了兩面手法。4月3日,這邊是蘇聯政府答覆國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並協助中國接防部隊;那邊是蘇軍代表接連通知東北局,蘇軍將於15日和25日分別撤離長春和哈爾濱、齊齊哈爾,請中共軍隊立即前進至三市近郊待機,並入市偵察,以便屆時就近占領。蘇方代表還解釋說,美國利用國民黨接管東北來反蘇,蔣介石利用美國來反蘇反共,蘇聯目前因談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東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堅持東北,使東北問題懸而不決,造成美蔣被動。 為了讓中共順利接收長春,蘇聯對國民黨繼續采取麻痹戰術。4月13日蘇聯使館還信誓旦旦地向中國外交部重申,將通知具體撤離時間,並盡量協助中國政府完成接收任務。第二天,蘇軍就突然撤出長春,同時用事先約定的密碼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準備的中共軍隊隨即發動總攻,當天便占領了機場兩處、市區一部,並於18日控制了全市。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應遷長春,並考慮於短期內召集東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東北自治政府問題。同時,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幾個勝仗,一方面“用全力奪取哈、齊二市”。 蘇軍原計劃4月25日撤出哈爾濱,但毛澤東考慮到馬歇爾可能在此之前到達沈陽,故於16日電告東北局,速與蘇方交涉,讓其盡早撤離。18日再次要求陳雲和高崗,“速催友方從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軍馬上占領。此事萬急勿延。”20日與蘇軍代表會面,高崗被告知,哈市蘇軍已定於25日撤離,無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經留下,進城後即可得到。此後,按照計劃,東北民主聯軍25日攻占齊齊哈爾,28日進駐哈爾濱。一則占有了相當的地盤,二則得到蘇軍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時的決心是:“一切決定於戰場勝負,不要將希望放在談判上”。4月26日與蘇聯大使會談時,周恩來告知,“以前共產黨曾同意在滿洲問題上對國民黨作出一系列讓步,但是國民黨不願意停止反對中共軍隊的軍事行動。現在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共產黨不會再作出讓步。” 然而,此時國共在東北的實力對比正在悄悄發生變化。由於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裝備的國民黨精銳主力新一軍和新六軍,以及第七十一軍、第六十六軍和第九十四軍一部,都相繼投入東北戰場。東北國民黨軍正規軍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萬人增加到28.5萬人。3月13日,國民黨軍隊進占沈陽,隨後兵分兩路,向南進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此時,林彪的主力部隊“已苦戰三月,急需休整補充訓練,並適當調劑武器”。四平中共守軍雖作戰英勇,但能夠指望的增援部隊只有一至兩個團。所以,盡管毛澤東這時提出了“化四平街為馬德里”的雄壯口號,但私下里卻與林彪商議,爭取盡快停戰和談。 正在春風得意的蔣介石當然不願再給中共提供喘息的機會。就在5月3日蘇軍宣布全部撤離中國的這一天,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飛抵南京。兩天後,國民政府宣布還都南京。顯然是對中共的前途沒有把握,看到形勢逆轉的斯大林此時又回過頭來向南京展開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駐華使館武官轉告蔣經國,說去年蔣介石曾表示願赴蘇訪問,現在斯大林歡迎蔣介石前往莫斯科或邊境某地進行會晤。蔣介石現在想的是立即消滅共軍,對此當然予以拒絕。5月14日,新六軍攻占本溪後,大舉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軍撤出戰鬥,國民黨軍隊進占四平後繼續北進,23日不戰而進入長春。雖然此後國民黨軍隊因戰線過長,力所不及,而止步於松花江,從而形成國共兩軍隔江對峙的局面,但是在關內,蔣介石卻命令河北、山東、山西和蘇北的國民黨軍隊向中共軍隊大舉進攻,中國的內戰於1946年6月全面開啟。 簡短的結論 中國內戰的全面爆發無疑標誌著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在亞洲的破產,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國民黨,利用共產黨,通過促成統一的聯合政府,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產黨,更沒有想到國共之間水火不容,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里,所謂聯合政府和停戰談判,都不過是為積蓄力量以利再戰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國民黨對美國援助的依賴,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慮,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產黨一方傾斜。筆者同意這樣一種分析:“正是反對美國和國民黨政府控制東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與蘇聯形成了一種戰略關系。”不過,蘇聯關注的中心畢竟在歐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極力維護與美國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對於中國的內戰采取了作壁上觀的態度,只要與蘇聯接壤的地區能夠保留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其他問題斯大林恐怕一時是顧不上,也不關心的。 從上述歷史過程還可以看出,戰後蘇聯對華政策確實是多變的,不確定的。有學者用“舉棋不定”來形容斯大林的對華政策,認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對華政策同他的歐洲政策一樣,既沒有明確的目標,又缺乏內在的一致性。”筆者不能同意這個判斷。表面看起來,蘇聯對東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覆無常,但實際上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貫作風:目標始終確定而手段經常變換。對於蘇聯在東北的政策,當時在北滿工作的陳雲有很深刻的認識:“蘇聯對滿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把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線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面,援助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保持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蘇聯這一政策的基本目標。某一時期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鬥爭策略上的需要,蘇聯對於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 至於中國內戰與美蘇冷戰之間的關系,通過國共美蘇四方在東北問題上錯綜複雜的相互關系可以看出,美蘇之間本質上的不信任狀態,影響了他們對國共兩方的立場,而國共之間的生死對立又反過來制約著美蘇關系的發展。一方面應該說,如果戰後美蘇之間存在真誠的合作,那麽他們是有能力制止中國內戰爆發的。另一方面,中共內戰的爆發及其延續,無疑成為美蘇之間進行全面冷戰的奠基石,也是冷戰在亞洲的預演。不過,如同文安立所說,“就冷戰觀念的形成而言,中國的國共兩黨始終落在大國的後面。毛澤東和蔣介石直到1946年還相信,同兩個大國中的一個結盟並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個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意識到,他們之間的爭鬥在亞洲打開了通向全球冷戰的大門。 《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10期,第115-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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