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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耀:《顧維鈞傳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九月號 總第 18 期 2003年9月30日 弱國也有外交 ⊙ 徐有威 金光耀:《顧維鈞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是專門替落後地區製造官僚學閥的大學。50年代末期哥大校長寇克(Granson Kirk)訪問中東,所過之處,哥大校友設宴歡迎,筵席上座,在不知者看來,往往以為是各該國內官員商討國事的聚餐會。   1981年9月,剛剛進入歷史系讀一年級的筆者,聽說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內部出版了一本胡適自傳,於是想方設法買來一本細讀。而對於書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唐德剛教授的以上的這段「唐批」。一年多後,讀到《顧維鈞回憶錄》的第一分冊後,發現這位被稱為「中國高級職業外交家」的顧維鈞,竟也是哥倫比亞大學製造出來的「產品」,與上述的「唐批」暗合,思之不禁莞爾。   在這以後的歲月中,看到《顧維鈞回憶錄》的各分冊一本接一本的出版,也發現不少有關顧維鈞的傳記不斷地問世,這些都是筆者的必讀之物。而復旦大學歷史系金光耀教授所著《顧維鈞傳》(以下簡稱「金著」。除特別注明者外,凡注明頁碼者,均為引自此書),則是最近面世的一種,也是同類傳記中最有價值的一種,而這裡指的「最有價值」的含義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嚴肅的研究態度和新穎的學術觀點。隨著13卷600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中譯本的出版,顧維鈞研究往往易流為《顧維鈞回憶錄》的縮寫本或曰改寫本,筆者過去閱讀國內出版的一些顧維鈞研究的專著或論文,就常常產生如此的感覺。而金著則完全不同。作者是一位非常嚴肅的研究者,他在其近15年的民國外交史的研究基礎上,選擇了中美關係史為研究重點,顧維鈞研究為突破口,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作者在其相關的博士論文順利完成的基礎上,將自己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逐步發表在國內權威雜誌《歷史研究》等學術刊物上;隨後在國家留學基金會的支持下,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手稿與珍本圖書館探寶,得以獲讀館藏的225盒顧維鈞未刊文件。而在以上種種的基礎上,我們才得以讀到現在出版的《顧維鈞傳》,其研究態度之嚴肅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本24萬字的著作中,筆者發現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穎學術觀點,限於篇幅這裡僅舉二例。例如在1923年中俄復交談判中,金著指出由於顧維鈞的努力,使得中國在《中蘇協定》中爭取到更為平等的內容,而這一成功對於「仍束縛著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頁102-11)。以往的中美外交史研究,對於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前後在美國秘密操作的大規模游說活動的研究做得不夠,而金著則利用哥倫比亞大學館藏的顧維鈞未刊文件,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指顧維鈞在這一游說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游說活動極大地捲入了美國國內的政治(頁245-53)。   本書另一有價值之處在於史料之完備。眾所周知,史料是每一本歷史學著作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其生命力的支撐點,而作者在這方面是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的。且不說那110餘種的中外文圖書資料的浩繁豐富,也不說那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英國倫敦外交部檔案的彌足珍貴,僅僅提及金著所全面利用的收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未刊文件,就足令人深感興趣了。同時,作者在研究過程中曾又得到顧維鈞三位家屬的全力幫助,提供顧維鈞的未刊信函,另外還有顧維鈞昔日口述史記錄者、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史著名學者唐德剛教授的悉心指點。這些自然而然就建立起了金著史料方面的權威性。   據悉,作者有意在此書的基礎上進一步努力,撰寫一本更完備的《顧維鈞大傳》,筆者認為作者在擴充時似應注意到以下幾方面的情況。   首先從技術層面上講,在外交史研究中,勢必涉及外國人的譯名問題。如美國學者韋慕庭(C. Martin Wilbur)、華裔美國學者夏連蔭(Julie Lienying Howe),金著沒有提及他們的英文名字,而《顧維鈞回憶錄》的中譯本則將韋慕庭的名字按照英文發音譯為馬丁.威爾伯。另外,金著同樣沒有注明英國駐中國大使薛穆、美國外交官范宣德的英文原名。如果說這些人士仍是比較著名的話,那麼一般讀者也許更加不熟悉的美國有關人士如威廉.古德曼、巴特沃斯的英文原名則似乎更有必要一一注明了。作者可考慮在書後列一表格,統一注明這些外國人士的英文原名和中文名字,以方便國內外的讀者閱讀。如果出版條件允許,建議製作一完備的「索引」,這一「索引」理應包括人名和主題等內容。另外,金著第9頁頁下中華裔美國學者「朱葆晉」教授中的「晉」應為「」。   其次,從內容上講,中共和顧維鈞的關係的研究似乎可以成為一關注的要點。顧維鈞在其從政生涯中,曾和中共有過一些接觸,中共對他也是相當重視,這可以從1948年12月中共將他列為被通緝的國民黨第22位戰犯上看出(頁255)。有研究顯示,顧維鈞與中共人士有過五次直接接觸,共計五人。其中第二次是在他駐法時期與董必武有一面之交(具體見面時間顧維鈞沒有提及),彼此談及國際關係和蘇聯國內政治問題,而他對於董必武通曉國際事物大感驚異。其實應該不止這些,金著第229頁就顯示顧維鈞1945年11月在倫敦和鄧發的會談。而據筆者所知,其實遠遠不止這些,在此僅舉一例。   1937年11月12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吳玉章抵達巴黎時,見到參加九國公約的國民黨中國的代表團。據吳玉章回憶,「為了挽救時局,我便對代表團的顧維鈞等說,抗戰剛才團結了全國力量,振奮了全國人心,提高了國際地位,如果此時言和,中國將不能免於滅亡;並要他們聯名打電報回南京,要求無論如何不能和」,結果得到了顧維鈞等的同意。因此在吳玉章的印象中,「顧是反對妥協的」。以後吳玉章還再次找顧維鈞商談有關抗戰的國際宣傳工作問題,顧維鈞請吳玉章找負責此事的其有關下級與他接洽。1938年2月12日,吳玉章出席了在倫敦皇家歌劇院舉行的國際反侵略大會的開幕式,顧維鈞也參加了這次活動。由以上散見各處的零星記錄不由引起筆者的聯想,估計有關顧維鈞和中共的關係的史料遠遠不止這些,在尋找時則可以由此上溯和下延直至顧維鈞之晚年。應該特別注意中共方面的記錄和評論,諸如為甚麼將顧維鈞定為第22位戰犯等等。   另外,顧維鈞身為在國際上有影響的中國外交家,在其從事外交生涯的幾十年中,世界各國新聞媒體和有關研究者對於他的言行應該有所報導和研究,這也可以成為研究的對象,諸如「世界各國視野中的顧維鈞」。筆者認為,通過這一研究,可以藉此確定作為中國外交家的顧維鈞在國際外交界的地位和價值,進而從一個新的角度探究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全球範圍中的地位和價值。   弱國無外交,這是流傳於國人口中一句無奈而又心酸的口頭禪,其始點大概可以從戰國時代的藺相如開始。但是「以顧維鈞的經歷,我們可以說,弱國可以出偉大的外交家」(頁308)。金著嚴密及嚴肅的研究使我們對這句話有了新的理解,使我們彷彿看到了藺相如之再生。筆者認為,這就是金著的價值所在。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1年8月號總第六十六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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