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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褚静涛

血泪“二二八事件”                 褚静涛   战后重建步履艰难   1945年10月25日,备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600万台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不禁喜极而泣。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胼手胝足,用血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台湾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高于大陆各省。二次大战后期,美军对台湾展开大规模轰炸,光复初期的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工业厂矿、港口毁坏大半,生产多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奇缺。   国民政府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收计划,培训专业人才,委派有“台湾通”之称的陈仪主其事,但准备工作十分仓促,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保持“行政不中断”,陈仪除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外,其他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自成体系,不致“使台湾像大陆各省那样法币泛滥成灾,物价暴涨”。接收日寇资产,初步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设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控制全部进出口贸易,避免奸商操纵。行政长官制度赋予陈仪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超过原来的台湾总督。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居肥缺要津者几乎全是陈仪的亲朋故交,其中一些人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经济上的统制措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遭到盘剥,并使某些产业受到损害。交通、工矿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经费,长官公署只好“藉运用发行资金予以垫借”,以致台币发行数额持续攀高,终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的作用。   陈仪在遣返20万日本陆海空军及30多万日本移民的过程中,设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术人员,使台湾行政、经济部门得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运转。广大台胞无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处,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军强征赴大陆、东南亚参战,近10万人战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底,20万台胞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台湾,其中一些人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失业率颇高的城市觅得工作,无业待济,而行政长官公署却对他们不闻不问。   台湾光复后,日据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以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了,但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幸运地在机关得到的职位,也不过是个闲职,别说干部,就是课长职位都很难获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着光复的结果,却落得与殖民地无异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台籍精英转而积极参选各级民意代表,仅有象征意义上的议政权,难以发挥他们建设家乡的能力。   1946年春,闽台建设协进会向国民政府建言:“……行政长官之制度不废则台民实未解殖民地之倒悬,几疑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也。”陈仪虽为官清廉,决心在台湾实现平生抱负,却无法阻止部属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台胞创办的报刊经常揭露某些官僚的丑恶行径,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 当时值千万元台币) 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当然这些报道多有夸张失实之处,但不可否认贪污现象确实存在。   台湾当时危机四伏   事实上,自日本侵占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光复初期,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对腐朽獨裁的国民黨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然而,“贪污的盛行,经济的统制,生活的困苦,和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许多本来对于祖国具有非常深刻怀念的台湾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丧……而那些少数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爱之适足以害之”。国民政府调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可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营,仅50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缉私引发冲突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强烈愤慨,高呼“阿山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狼狈而逃,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广大群众怒从心头起,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群众遂包围宪兵队。   28日晨,广大群众因事件未获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台北市宪警仅500人,不敢妄动。下午1时,一批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欲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顿时群形大乱。   下午2时,广大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宣称:“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已普及无线电广播,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台胞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国民黨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接台湾民变消息,立即掉头返航。   台籍日本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在台北,台籍精英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 服役日军陆军者) 、“海南岛归台者同盟”( 海南岛归台者) 、“若樱敢死队”( 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 。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群亲历二次大战又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起码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 海南岛回者为甚) ,全省约计12万人。”必须注意到,约12万人参加明显有夸大之嫌。   近2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对于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台湾民×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要求地方民×自治   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是陈仪设计提出的,如今面临瓦解之势,对其政治声誉可谓沉重一击。驻台军队兵力单薄,根本不能与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相抗衡。大陆籍官员深叹:“事件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不答应也是不行的。只要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不当处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陈仪只得息事宁人,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处委会”) ,各县市亦成立类似组织。为避免事端扩大,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台籍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毫无思想准备,在广大群众的感染影响下,也投入了这场运动,各级民意代表、地方显要担任组织领导工作,并不满足于缉私问题的处理,转向政治改革,寻求参政之路。陈仪不得已尽量满足台胞的要求:“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陈仪为国民黨内政学系大佬,治台班底系其旧部,CC系无从置喙,陈果夫遂任命心腹李翼中为台湾省黨部主委,实则就近监督陈仪。台籍精英蒋渭川、王添灯等人均为光复后国民黨吸收的黨员。处委会成立之初,委员以国民黨黨员占多数,但台湾省黨部故意不去控制,或施加影响,而是任其发展,“坐视事态恶化”,等待收拾残局,逼走陈仪。   台籍精英未料到轻而易举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要求节节升高。3月7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 改选后之省参议会) 之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其他县市的台胞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台胞不满国民黨在台湾的腐败政治,追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台籍精英积极追求“高度自治”,但对步骤与方法则意见不一。激进派王添灯等人,准备于3月15日前接管长官公署各机关。温和派蒋渭川等人,主张适可而止,不能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对“四十二条”持否定态度,后当处委会以大多数通过时,他即宣布退出。中间派的周延寿等人也认为不能太刺激政府。3月8日,处委会发表声明:“3月7日本会决议提请陈长官采纳施行之四十二条,因当时参加人数众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本会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到;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   台籍精英缺乏行政历练,取代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权力后,拿不出处理失序状态的可行性办法。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在讨论各处局长人选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怒吼”。群龙无首,互相攻讦,场面十分混乱。吴浊流回忆:“在民间有各种代表参加(处委会)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去参观。民间代表之主要名单,很多是爱出风头、吹牛皮、虚伪的人物。其中,也有不少‘友仔’( 混混、凑热闹者之意) 。因为是这种集团,所以会一开始就争先恐后地任意地发言,自我宣传,喋喋不休地说出荒唐的意见,一点秩序都没有。尤其是‘友仔’的发言,大部分和本事件的处理无关,听了使我厌烦极了。   “二二八血案”   2月28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中统局台北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蒋介石一贯迷信武力,决定派兵镇压。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7日,蒋介石电告陈仪,21师直属部队与一个团于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实做好军队登陆后的配合工作。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台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国大使馆就此查询,警告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蒋介石置之不理。8日,蒋介石电示陈仪:“各地仓库之械弹有多少,必要时烧毁,免为暴徒夺取;先做好台北、基隆间交通、通讯控制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方面则守住高雄、左营。”   9日,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国民黨军队各个击破。“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捕杀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被杀害的有张七郎、林连宗、林茂生、王添灯等数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缉的有林宗贤、郭国基、林日高、蒋渭川、颜钦贤、彭清靠、谢雪红、苏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数百人。国民黨士兵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新闻记者王康在台北目睹国民黨士兵枪杀无辜,就此责问军官。其回答:“援军到达时,还有暴民开枪抵抗,军队不能不采取战地措施,士兵发现前面有人,问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对,士兵就要开枪。   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据近十年来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台胞伤亡约4000人。   国民政府的“善后”   3月中旬,在国民黨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经济上极力资助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台湾因日人占领51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调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劝导台胞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宣告了陈仪治台政策的失败,迫使国民黨高层反思并作出一些调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戒严的取消、清乡的终止及循法律途径处治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黨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   为躲避国民黨士兵的追杀,数百台籍精英逃离台岛。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组织“台湾民×自治同盟”,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对国民黨反动统治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尽力。   历史不容篡改   1945年8月,在重庆的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三年小叛,五年大乱’以至日本时代的数十次暴动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而欲争取其应享的自由”,“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发,语重心长,却不是陈仪等官僚所能细加体察的。   回到祖国仅500天,广大台胞实在不满国民黨的專制政治,群起抗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数日内约5000人伤亡,这真是一场大悲剧!   “二二八事件”本是台胞自发的反对国民黨在台湾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自治的正义斗争,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但蒋介石、陈仪却私心自用,妄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一度高涨的台湾民×政治运动顿时寒风肃杀。国民黨当政者对“二二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据台岛,推行白色恐怖,将“二二八事件”诿过于“共黨奸匪”的煽动破坏,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为台胞心头最大的禁忌。“日本侵台,绝大多数的台胞是揭竿而起奋勇抵抗的。我们也从未曾期待过日本对抗日运动镇压的平反或赎罪,因为那是罪无可逭( 音同”换“,逃避之意) 的!然而,台湾光复,可说无一台胞不是欢呼台湾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不要说陈仪竟以‘二二八事件’来回报我台胞对国军的欢迎,即使仅仅是杀一不辜,都不是当时充满祖国热望的我台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广大台胞的悲剧,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横暴践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国人太多的鲜血,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多难兴邦,迎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炎帝、黄帝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化干戈为玉帛”,变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为两岸一统之桥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泪才算没有白白流淌。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原载:南方周末 发布日期: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一篇 | 下一篇 | 本周排行 | 本月排行 | 本年排行  【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报道周刊》 [ http://www.weachina.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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