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說
關於部落格
或許可以溝通觀念
  • 38419

    累積人氣

  • 0

    今日人氣

    0

    訂閱人氣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基建”工程 一邊鎮壓「土匪」,一邊進行為台灣經營基礎的土地、舊慣、人口等調查,另一方面,後藤新平為產業開發而著手交通、運輸、港灣等經濟下游的基礎建設﹝以下簡稱“基建”工程﹞。 日本領有當時,台灣的主要貨幣為硬幣,以通稱「墨銀」﹝墨西哥幣﹞為中心。為了台灣貨幣的統一、產業開發與振興、以及為促進與對岸華南和東南亞的貿易金融,台灣總督府根據一八九七年四月頒佈的「台灣銀行法」,於二年後一八九九年七月設立台灣銀行,九月正式開始營業。台灣銀行法與台灣總督府特別會計法,對「土皇帝」台灣總督的財政權來說,有如車輛的兩隻輪子。台灣的“基建”工程建設所需要的公債,就是透過台灣銀行籌措的,可見台灣銀行擔任的角色如何重要。 至一九○四年,開始發行台灣銀行券。對習慣硬幣的當時的台灣人,紙幣的流通猶如貨幣的革命。接著,台灣銀行於日本國內不用說,在對岸廈門、汕頭、廣州、上海各地,設立分行或辦事處,插入以往被英國或中國資本所把持的,台灣物產的貿易金,努力將之奪回。台灣銀行設立不久,即已達成日本資本主義對中國以及東南亞伸張的先導任務。 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一年頒佈「台灣公共埤圳規則」。埤為貯水池,圳為灌溉用河川,則有關振興農業水利灌溉施設的建造規則,均為開拓新耕地有利的措施。水利灌溉工程於後藤離台之後被繼承下來,因而台灣的耕地面積於一九一九年達到七五萬餘甲。及至一九四一年竟達八八萬餘甲,其中水利灌溉所及的耕地約五四萬六千甲。水利灌溉工程給台灣農業生產帶來飛躍的效果,對地租增收貢獻很大。米的品種改良被積極進行,新品種「蓬萊米」也受日本人所喜愛,大量輸出至日本。 後藤新平對荷蘭統治時代以來的輸出產業之一、製糖業也努力加以栽培。當時的台灣製糖業,被稱為「糖業帝國主義」,可見其盛況。從招聘新渡戶時的「午睡優待」,可見後藤新平對台灣總督府必要的人員,不惜以破例的優惠條件,延攬許多優秀人材。 “基建”工程,雖在台灣領有後即有此構想,但由後藤新平真正著手實行,而在其離職後,也被繼續推行。其中最基本的工程有:港灣的增建改築、鐵路敷設、道路修 改與延長、通信網的建設以及公共衛生的推行等等。台灣領有當初,北部的基隆與淡水以及南部的高雄與安平為主要的港口,但是淡水與安平因內水淺,較大船隻入港有困 難。因此,一方面擴大改建基隆、高雄兩港,以期增進海上交通,一方面在基隆與高雄間敷設縱貫鐵路,使港灣與鐵路連結起來,再將縱貫鐵路與各地的道路連結,努力於陸上交通網的建設。至於通信網的建設,則建立與日本本土間的通信設備,在台灣各地開設郵便局與電信局。有關公共衛生,則迅速開設台灣醫學院栽培醫師,同時在各地建設總督府立醫院。又透過強力的警察組織,徹底隔離傳染病患者,對居民強制種牛痘及傳染病的預防注射。 這些由台灣總督府推行的“基建”工程,對台灣產業的提昇與居民健康的改善,有很大的裨益。但是必要的經費,與清末劉鉻傳改革一樣,完全以「就地取糧」為原則,幾乎全部由台灣徵收的租稅、台灣事業公債及專賣收入來應付,道路的修改與延長,則透過保甲制度,通常動員居民以勤務勞動來完成。 前已說過,殖民地經營非「慈善事業」。對實踐「以生物學原則」經營殖民地的後藤新平來說,並不必要殺雞取卵,將生金雞蛋的這隻台灣母雞養肥,盡量使牠長久繼續生蛋方為上策。“基建”工程是為達到此目的而做的「基礎工程」;交通網與通信網的建設,使台灣人的生活圈與經濟圈變得既廣又深。然而,被迫與清國隔離,又在日本人岐視中,台灣人的意識漸漸強化起來。 政治運動 反抗日本統治運動有武力反抗與非武力政治運動。台灣的情形則以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為界,「非法」的武力反抗漸漸轉變成為政治運動。 台灣人最初透過合法的政治組織,反抗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產生的「台灣同化會」的運動。台灣同化會以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為中心,由台灣中部首富、居住霧峰的林獻堂等的奔走而組成,是以「由內地人﹝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同組織,相互敦睦交際,促進同化以回應一視同仁的皇猷。」為宗旨。但是,參加此運動的台灣人真正的目的,不在與日本同化,而在追求與日本人平等的待遇。因此該運動在總督府的強烈彈壓與在台日本人的中傷之下,被認為有「妨害公共安全」,翌年二月台灣同化會受命解散。雖然台灣同化會僅維持兩個月,但是卻將散居在台灣各地關心政治的台灣人同志結合起來,對以後的台灣人政治運動產生了很大作用。 台灣人留日學生,受到推翻二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及俄羅斯革命的衝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潮流中,受各國殖民地民族運動的刺激,又被日本本土大正民主風潮的強烈影響。一九一八年末,由蔡培火奔走的結果,組成以台灣留學生為中心的「啟發會」。目的在於研究「以何種方式把台灣人解放、由目前的桎梏拯救、、、」,林獻堂被推選為會長。但是啟發會不久於發展中解散。一九二○年一月重新改組為「新民會」。自一九二一年一月起,為追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自治,一項現代化而合法的民族運動,「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就此展開起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最後請願運動停止以前,十四年期間鍥而不捨地向帝國議會請願共一十五次。 對此運動不但表示理解,而且著論從旁支援的日本人學者,有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矢內原忠雄、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的山本美乃越、明治大學教授的泉哲等,還有向帝國議會請願時擔任介紹的貴族院議員江原素六、山協玄、渡邊暢,以及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清瀨一郎、神田正雄、清水留三郎等人。不用說,這些日本人的支援使台灣人勇氣百倍。以全台規模展開的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產生了許多台灣人政治領導人才。 第一次設立台灣議會請願書提出後,一九二一年十月台灣,由宜蘭出身的蔣渭水醫師奔走結果,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於台北。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的發展」為目的,集結一千餘名會員。林獻堂膺選為總理,蔣渭水為總幹事,蔡培火等四一名當選為幹事。因為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政治結社,所以標榜 「發展文化」。 於一九二四年第五次請願時,總督府看見台灣與東京兩地台灣人的狂熱情況,為對抗請願運動而利用「御用紳士」,在辜顯榮的家裡召開「全島有力人士大會」。參加此大會的「有力者」共二八名。誦讀事先準備好的決議文,以譴責請願運動係少數野心家所策動而草草收場。對「全島有力者大會」憤懣的台灣文化協會及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關係人士,立即在台北、台中、台南集結數千人召開「無力者大會」,決議如下:「吾人為維護吾人的自由與權利,決意將偽造輿論、蹂躪正義的自稱全島有力者大會的怪物加以撲滅」。「有力者大會」僅二八名,「無力者大會」則達數千名,台灣人支持那一邊,不問而知。 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台北地方法院三好一八檢察長指揮,動員所有的警察,將台灣文化協會與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一干人士以違反治安警察法嫌疑而加以逮捕。在這次「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中,九九人受傳問,家宅被搜索。其中被拘留者四一名,蔣渭水等十八名於翌一九二四年一月被起訴。第一審因以「證據不充分」全体獲判無罪,第二審則蔣渭水為首的八名被判三至四個月徒刑,蔡式榖等五名被判科罰金一○○圓,均依參加請願運動的份量比例而處罰。雖然後來蔣渭水等提出上訴,但是一九二五年二月的第三審維持第二審判決,刑罰就此確定。 台灣總督擁有在台灣的司法權,審判官與檢察官又都在他的指揮之下。當然,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審判的結果,自始即可預料。但是透過審判的過程,使要求自治的正當性、以及問題本質得以明朗化。而且更可貴的,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首次以法廷鬥爭的方式爭辯,對培養法治國家的市民意識,有不可衡量的意義。 台灣文化協會(1921-27)除了推行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外,同時也擔任補給台灣人「知識營養劑」的任務,展開了種種文化活動。 這些活動的目的,是在啟蒙台灣人意識、增進知識、對政治關心,尤其是喚起對日本殖民地統治批判。其中的文化演講會,在治安警察法適用於台灣後,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四年期間就舉辦約八○○次之多,在台灣各地吸引聽眾總計超過三○萬人。不用說演講會,凡是所有的活動都是根據治安警察法,在警察的嚴密監視與取締下進行的。但是,警察的干涉或與警察的衝突,反而增進了台灣人意識。 台灣文化協會創立至分裂的六年期間,是左右各派勢力凝集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時期,被稱為台灣民族運動的「統一戰線時期」。 但是,結合所有勢力的結果,反而孕育分裂的種因。此外,林獻堂為首的領導者都是右派中產階級或中產以上的資產家,終於台灣文化協會的主導權落在左派的掌握之中。分裂後,右派的蔣渭水與蔡培火等人,於一九二七年七月組成台灣史上最早的合法政黨「台灣民眾黨」,可惜己失去過去台灣文化協會的氣勢。台灣民眾黨在蔣渭水的領導下漸漸傾左,因此右派的林獻堂和蔡培火等又脫黨,另外於一九三○年八月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民眾黨由於領導階層的分裂,加上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禁止結社命令,成立不到四年就被迫解散。 台灣人民族運動的最左翼「台灣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與援助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因台灣係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共產黨在組織上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民族支部」,編制在其指揮與命令之下。台灣共產黨的綱領裡,曾經舉出「台灣民族的獨立」與「建立台灣共和國」,對日本的台灣領有權由正面加以否定。台共侵食左派所控制的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三一年終於完全掌握其主導權。但是同年六月台灣共產黨員全部被逮捕,年底台灣文化協會幹部也遭到撿舉,台灣文化協會遂壽終正寢。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自動解散,自此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就消聲匿跡了。 教育的充實 後藤新平依據「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劍」的想法,對施予台灣人必要以上的教育是消極的。但是,隨著產業的發展,必要養成台灣人成為現代產業的勞動工人、下級官員以及中堅技術人員,總督府不得不設法充實學校教育。 總督府於領有台灣的翌一八九六年,在台北設立「國語學校」﹝後來的師範學校﹞。其他台灣各地也開設「國語傳習所」。各地的國語傳習所自一八九八年起成為台灣兒童初等教育機關的公學校。一八九九年設立「台灣醫學校」。後來到一九一九年,陸續在各地開設中學、高級女子中學及職業學校。在台灣的日本兒童及學生係就讀於與日本本土一樣的「小學校」及「中學校」,由此可見對台灣人的差別,以及對「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劍」警戒的端倪。 及至一九四四年日本將台灣放棄的前一年,教育統計數字達到:小、公學校一一○九校、學生數九三萬二四七五名,師範學校三校、學生數二八八八名,職業學校一一七校、同三萬二七一八名,高級女子中學二二校、同一萬三二七○名,中學校二二校、同一萬五一七二名,高等學校一校、同五六三名,專門學校四校、同一八一七名,帝國大學一校、同三五七名。尤其一九四四年的兒童就學率竟達九二‧五%之高,雖說在戰時体制下養成戰鬥人員為當務之急,如果與各國殖民地的教育狀況相比較,就可看出日本格外傾力於台灣教育的普及。 開化式與掠奪式之帝國主義- 日本對殖民地台灣教育的重視,比起英國的殖民地馬來亞,值得特別一談,至於西班牙之菲律賓則更不必多言。英國自一七八六年起侵入馬來亞,但是過了一世紀半後一九四八年才設立唯一的大學﹝馬來亞大學﹞。反觀日本於一九二八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時,是領有台灣後僅三三年的事。為設立大學必須先設立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由此則可看出,英國對馬來亞與日本對台灣的教育態度,真是有天壤之別。今天馬來亞雖然與新加坡分離獨立,新加坡比較好些,馬來亞則苦於必要的人材不能自給。在台灣化學界有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台灣大學修完學士課程後留美﹞,醫學界即有與世界先進國家比美的水準。筆者無意肯定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但是若沒有日本殖民地下的現代化,尤其是教育的充實,則可能沒有一九七○年代後台灣經濟的突飛猛進,或會遲延發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日人在台建設成果 基隆與高雄港口的建設、鐵路由一○○公里延長至六○○餘公里、基隆至高雄有如台灣動脈的縱貫鐵路全線開通。水利灌溉事業的建設也有進展,耕地面積由六四萬增至七四萬甲。食米生產由二五○萬石倍增至五○○餘萬石,砂糖生產則由三○四一萬公斤飛躍增加十一倍達到三億四四○○餘萬公斤。至於貿易,不但轉虧為盈,輸出增加九‧八倍,輸入則增加五‧四倍,計有五六八七萬圓盈餘。總督府的公營事業收入由二五一萬圓增加四‧七倍而達到三六九六萬圓。另一方面,人口也由三○○萬增加到三六○萬人,成為振興產業不可缺的勞動力。 日本政府在領有台灣當初,每年撥給台灣總督府約七○○萬圓的補助金,預定十三年後台灣的財政可以獨立。但是由於產業發展順暢以及專賣與地租收入等增加,台灣提早於一九○五年完成財政的獨立,其間自國庫僅得到補助金二四二四萬圓。二年後的一九○七年開始,甚至有能力資助日本政府的財政,台灣竟成長為「會生金蛋的母雞」。然而,透過這樣醒目的產業發展,台灣的經濟卻與政治一樣完全被殖民化,也即從屬於日本經濟,這是不能忽視的。 在交通方面,有縱貫鐵路的中部海岸線、八堵與蘇澳間的宜蘭線、高雄連結屏東與枋寮的屏東線的通車,基隆港第二期工程的完成,全島道路網的建設擴張等等。而且,為發展農業所需的水利灌溉施設,即有嘉義與台南為中心的南部平原嘉南大圳,與桃園為中心的北部平原桃園大圳,水利灌溉達到全部耕地的五五‧五%。此外有日月潭發電所及大甲溪發電所的建設,計劃以增強產業所需動力。一九三五年前後的台灣,己有水力發電所二六處、火力發電所九處,至此發電所的建設可說已告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台灣- 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 皇民化 一九三七年七月發生蘆溝橋事件,發展成為中日戰爭。進而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勃發,日本向戰爭之路突飛猛進。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不容置啄也被編入戰時体制下。為因應戰時体制,於一九三六年九月預備役的海軍上將小林躋造被起用為總督。這是所謂後期武官總督時代的開始。小林總督甫就任,則表明要以台灣人的「皇民化」、台灣產業的「工業化」、使台灣成為進出東南亞基地的「南進基地化」,做為統治台灣的基本政策。 所謂皇民化,無非是企圖將台灣人變質成為「天皇陛下赤子」的運動。廢止報紙的漢文欄,推行使用日語,撤廢寺廟偶像,強制神社參拜,禁止台灣風俗習慣儀式等等,接二連三地加以實施。於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也開始進行台灣使用日本名的「改姓名運動」。 「皇民奉公會」-全臺皆兵制 台灣總督親任會長, 地方組織並在州與廳設支部、在市與郡設支會、街﹝町﹞與莊﹝村﹞設分會、區則設區會、部落則設置部落會,在市民之間則組織奉公班。另外橫的組織即有「奉公壯年團」、「產業奉公團」、「挻身奉公隊」、「文學奉公隊」、未婚女性組織的「桔梗俱樂部」等等。再者,為了養成進出東南亞的人員,設立「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所」等,以訓練台灣人的青少年。皇民化運動不僅為了使台灣人日本化,而且是為了完成戰時体制並向戰爭推進,是拖累全部台灣人的巨型運動。 工業化南進基地化- 本來,殖民地的經濟係隸屬於宗主國經濟,通常由殖民地提供資源或原料,在宗主國商品化之後再以殖民地為其銷售市場。這是殖民地經營的定律。直到文官總督時代的台灣經濟,大概沿著這定律而行。除了製糖業所代表的食品加工,大体以農業與輕工業為中心。但是在戰時体制下,台灣產業的振興卻把這定律推翻,向軍需工業有關的重工業急速發展。尤其在進入太平洋戰爭的過程中,為著供給原料、分散重工業、南進補給基地等需要,台灣的重工業完成了飛躍性的成長。 到一九三七年為止,台灣的工業僅是農產物加工業程度的規模。但以中日戰爭為契機,而且隨後進入太平洋戰爭,因而成為「南方作戰的兵站基地」,軍需關連產業以驚人的速度養成,鋼鐵、化學、紡績、金屬、機械等現代工業呈現活躍壯況。至一九三九年工業生產終於趕上農業生產,佔總生產額的四五‧九%,達到五億七千萬圓。台灣已到了工業社會的門口。自此以後,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工業生產,不下於農業生產,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已超過七億圓,達到最高記錄。但是,不久由於受到美軍轟炸損害,工業生產急轉直下。 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基礎建設”工程建設也更上一層樓。一直到日本放棄台灣之前,公營鐵路被延長九○○公里,公路汽車伸長到農村地區。港灣的建設、擴張也有進步,一萬噸以下的船隻在基隆港可停泊二十五隻、在高雄港則可停泊三十四隻。主要都市均引有自來水,部份也設有下水道。總督府立的總合病院在各地共設有一十二處,由此傳染病幾乎絕跡。航空路線被開設,台北、宜蘭、淡水、台中、台南﹝二處﹞、台東、高雄、馬公等地建設兼軍用的空港,不僅連結台灣島內以及日本本土之間的國內線,一時甚至與曼谷、西貢﹝今日之胡志明市﹞、廣州之間也有國際線開航。無線電廣播也已開始,在台北、台中、台南、嘉義、花蓮等地設置廣播電台,並有海外廣播。郵局分設普通局及特定局,與各地分局合計設有二二三處,電信局則設有線、無線計四五四處,裝有電話的戶數共計二萬五千人。 台灣人最痛苦的年代-1943-44 一九四三年頒佈「台灣食糧管理令」。根據此令而設的「台灣食糧營團」,開始食糧統制與配給。至此,台灣人首次經驗了食糧的嚴格統制與不足。日本政府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志願兵」名義,開始「徵兵」。這就是「陸軍特別志願兵」。至一九四四年的三年期間,共約六千餘名志願兵被送上戰場,其中原住民佔約一八○○餘名,編成「高砂義勇隊」。一九四三年八月起,約三千餘名被徵編成「海軍特別志願兵」,然後戰局更加惡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起,約有八千餘名被投入海兵團。一九四四年九月台灣也實施徵兵制度,徵集了二萬二千餘名。根據一九七三年四月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的資料,被驅使參戰的台灣人軍人共計八萬四三三名,軍屬與軍夫共計一二萬六七五○名,合計二○萬七一八三名。戰死及病死者三萬三○四名。此數字乃每七人死一人的高比率,以終戰時的台灣人口﹝約六○○萬人﹞計算,約每二○○○名有一人成為戰爭的犧牲者。這三萬餘名台灣人犧牲者、與負傷的軍人、軍屬、軍夫,於戰後,以失去日本國籍為理由,不曾接到任何補償。
相簿設定
標籤設定
相簿狀態